掌故，原是一种官职，从汉朝开始，“掌故”就是太常所属的官，以掌管国家历来的礼乐制度等故实。《史记·儒林列传》：“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说的是汉文帝时，任掌故之职的晁错被派往旧秦王朝的九十多岁的老博士伏生处，学习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尚书》。
        我国有“信而好古”的传统，又有“温故而知新”的古训。在法律、礼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皇帝和大臣遇到新问题难以处置时，常常引用前朝对与之相似问题的处理办法，来处置新事。因此，掌故之职以及它最初的作用，就是掌管旧制旧例，以备顾问。随着历史演进和文化积淀，掌故的含义逐步变化。唐代《官职志》中，设有“内侍掌故”和“州郡掌故”，分管宫廷及各地流传的故事、以及轶闻、考证等等。又，唐代的翰林学士，有兼掌历史沿革之职，也称为“掌故”。掌故的由官职演变为官职掌管的内容——旧制旧例和故实，再由故实延伸为遗闻、趣事、传说、考证等，大约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宋代以后，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和印刷术的进步，私人出书日益普及，以私人论及旧制旧例的掌故，以及笔录上层社会的轶事、朝野遗闻、民间传说等等也日益普遍。与官方编修的正史相比，私人撰志只能列入“野史”、“笔记”之类。于是，后来“掌故”一词还含有非正史之流的“野史”之义。
       现在，人们所说的掌故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沿革的考证；其二是有关典故的叙述。如今作为官职的“掌故”早已不见踪影，如果寻找历史的遗痕，那么，“顾问”一职大约有些近似吧；而作为遗闻、轶事、野史、传说以及历史沿革考证的“掌故”，则会越来越丰富。为什么呢？因为掌故属于历史文化的范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例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掌故了，而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的“9.11”事件，若干年后说不定会成为掌故的。
        《世说撷英》是长江流域掌故的一本编选。长江流域的掌故相对于中华掌故来说，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属于区域性的掌故，但就是这“一部分”和“区域性”的掌故，也不得了，真正是浩如烟海。远的不说，就说长江沿线，各省有各省的掌故，沿江各重要城镇也有自己的掌故，如果编一部“长江流域的掌故大全”，那会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就我们所知，把长江流域掌故的“点”串成“线”，把“线”连成“片”，这样的工作目前似乎还没有人去做。我们的《世说撷英》想从这方面作些努力，只是这项工程浩大且繁难，我们力不从心，只能化繁为简，做些草创阶段的工作——所以书名“撷英”者，有别于掌故“大全”也；所谓“撷英”，即择其要者，所谓“要”者，有益又有趣也。
        《世说撷英》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城镇漫录”，主要介绍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的由来，重庆为什么叫“重庆”，上海何以不叫“下海”？本章的特点是考证性，它与第五章“风物概览”一道，从地域上框定了本书掌故的范围。无论是关于城镇、街巷、市井，还是关于山川、风物、民俗，所选掌故都是长江流域所特有的，我们认为所谓掌故的地域性特征，主要应该从这些方面来体现。第二章“名人风采”和第三章“文苑英华”，这两章可以合称为“人物篇”。按照通常的说法，“情节”是掌故的基本属性，有人甚至说“没有情节就没有掌故”，这两章大致是符合这一基本属性的。“人物类”掌故肯定是掌故的主体，名流俊杰的逸闻轶事又是人物类掌故的主体，这不为别的，因为掌故属“史”，不仅史中留名的只能是名人，而且修史治史（不论正史、野史）的人也都是名人，因此严格说来，所谓人物类的掌故实质上是“名流掌故”，不独长江流域为然。第四章“杂史随笔”分为“故实传说”与“朝野遗闻”两节，这一部分的特点一是杂，二是野，时间跨度从先秦到当代，内容则或宫闱，或官场，或朝堂，或乡野，兼而有之；所谓“野”，即以野史为主，因为掌故本来就有野史意味，但也不排斥正史中的一些精彩的引人入胜的情节或细节。
        总起来说，《世说撷英》的分类不外乎山川（风物）、历史、人物，再加城镇源流考镜、民俗民风几个大类，比较粗略，比较宽泛，这种分类是由本书为掌故“撷英”而非掌故“大全”决定的。我们努力想做到的只是：把长江流域著名的富文化意蕴的城镇及街巷的由来说清楚，使读者能够顾名而思义，循名而责实，兼及长江流域的山川、物产、风俗掌故的涉猎，可以首先从地域文化上对长江流域有一个粗略的把握；把属于长江流域的掌故或者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人身上的掌故，拣我们认为是有益有趣的收拢起来，至少做到一些著名的掌故不漏掉，一些虽不常见但确实有趣有益的掌故得以发掘出来，使读者能够对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此而已。
        至于说到掌故的意义，通常理解为温故而知新，读史以明智，就是说掌故有借鉴意义。其实这“借鉴”是很难说的，想不想借鉴？会不会借鉴？借鉴什么？这都不是由掌故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掌握掌故的人。果真是“读史使人明智”，何以有许多的“重蹈覆辙”？怎会有“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之说？我们的《世说撷英》退而求其次吧，不奢望掌故的龟鉴之功，只求给人以知识、趣味和愉悦，这是客观、实在的东西，掌故摆在那儿，则知识、趣味与愉悦随之。如果您打开《世说撷英》，徜徉于长江流域掌故的幽径里，于不经意间或会心一笑，或驻足沉思，或一触即悟，或拍案叫绝，品之有味，思之有得（这所谓“得”是无意得之，是轻松愉快中获得教益和启迪），这样，我们的追求就算实现了。
        在编撰《世说撷英》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掌故渊博似海，魅力无穷，不知不觉有些“上瘾”了。对于掌故的偏爱，可以举出古代的杜预，他有《左传》癖；现代的胡适，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今天的郑逸梅老先生，人称“补白大王”，其实也是掌故大王。要说掌故的作用，除了能够丰富知识，增广见闻，高雅情趣，增长智慧，恐怕于写作尤有裨益，我们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中可见端倪。至于桐城派散文，讲究义理、考据、辞章，所谓“考据”，我们理解就有掌故的意味，可以说，桐城派散文把掌故在文学中的作用推向了极致。这一切都表明，掌故是有趣的，也是有益的，只是这“益”和“趣”须是“读书种子”方能领会和享受。我们今天也不乏这类“读书种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