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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勾沉    

        道教初创于东汉中后期，有它深厚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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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尖锐的东汉社会
        东汉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和伴之而来的饥荒疫疾，生产萎缩，人口锐减，社会凋蔽。光武帝、明帝、章帝将恢复生产、稳定秩序放在首位，社会渐见安定。然而豪强依恃其政治特权，兼并土地，肆无忌惮。章帝舅窦宪恃宫掖声势，以贱直夺沁水公主园田。公主园田尚被侵夺，一般投告无门的农民当然更无保障。据荀悦《除田租论》载，东汉“豪民占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疯狂的土地兼并，不断地促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史称“黎民流离，困于道路”。连光武帝也承认百姓怨气满腹，明帝也承认百姓怨结。当时社会矛盾在激化，人民群众的怨愤在增长。
        从和帝开始，在豪强地主势力几乎不受限制地迅速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他们时而相互勾结，立帝废帝，为非作歹；时而互相争斗，交替专政。总之，政治极度腐败。外戚、宦官在争权夺利的同时，都穷奢极侈，大肆搜刮财富，掠夺农民土地。桓帝的外戚、大将军梁冀竟然霸占洛阳周围上千里的地区，充作自己的园苑。他还掠夺人民作奴隶，多到数千人。梁冀一家的残恶贪暴，引起了公愤。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死后，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划下，桓帝消灭了梁氏势力，没收梁冀的家财，拍卖后所得等于当时全国半年的租税收入。
        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广大农民在赋税、徭役的层层重压下，一部分沦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工，受着更为残酷的剥削，一部分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处境极为悲惨。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更是无法生活。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有几十 户倾家荡产，流浪在外，饿殍遍地，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甚而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马克思说过：“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页，人民出版社，1972。        

正是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那个社会，给宗教提供了生存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倍受压榨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生产力水平低，科学知识十分缺乏，他们无法理解苦难的根源，他们渴望摆脱苦难，但又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就常常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伸张正义，于是就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神秘而邈远的神灵身上，企图借助一种宗教超越自身的苦难。另一方面，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对自身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极力希望麻痹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扬君权神授，消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民反抗，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同时，统治阶级也希望求得延年益寿之方，以期长生不死，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这几方面的条件下，宗教的产生，就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汉代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宗教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