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列长江流域的巫术之前，我们不能不对巫、巫术、巫风作出基本的界定，不能不简要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巫是自称能交通鬼神的人，即从事祈祷、卜筮、神判、降神、厌胜、星占等法术，兼用药物为人趋吉避凶的人。
        商代的甲骨文已有“巫”字。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明确的解释：“巫，祝也，能斋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Xi)，在女曰巫。”。
        原始社会的巫，以及少数民族的巫，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是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造者，他们起过一定的作用。
        巫师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内部是有层次等级的。几乎每个地区、每个村寨都有一两个大巫师，又有若干个中等地位的巫师，还有一些学习巫术的小巫师。此外，还有一大批信徒。
        大巫师靠的是资历、年龄、经验、功绩，中等巫师靠的是执着、智慧、技能，小巫师靠的是灵性、悟性、吃苦。巫师的一生从学习到反复实践，随着年龄增大，地位不断提高。
        明清以来的巫师常常是在害病之后，自称有神灵附体而变成的巫。如贵州水族的巫师的来历是：女子患重病，梦见几个已故青年告知：“我等下界为‘阴子’(鬼)，附灵魂于你身上，你可以沟通阴阳了，可替人看病、断事、驱凶。”女巫就对村民讲梦中的故事，村民就向她打听自家的事，把她当作巫师。
        在文明社会中，巫师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终将被淘汰。
        巫术是依靠“虚构的超自然力量”，用神秘的观念和活动，企图实现某种愿望的行为。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概念。
        广义的巫术概念还包括方术。本书在论述长江流域巫术时，侧重于狭义的巫术，兼及广义的巫术。
        在现代大多数人看来，巫术是一种迷信，是愚昧的行为。文化人类学家（如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等）把巫术放在特定的社会阶段考察，认为巫术是人类在童年阶段对世界和推动世界的无形力量的一种阐述。到了文明社会，巫术日益堕落。
        鬼神观念是巫术赖以存在并流传的意识形态。鬼神观念由来已久，是原始宗教的残余。如湘黔的苗族传说中，鬼有数十种之多；有些鬼非常凶恶，是死于非命或做了坏事的人变成的。鬼没有形体，人眼见不到，只有巫师才能与鬼打交道，因此，巫师又被称为鬼师。巫术实际上是鬼神之术。
        对于巫术的源流，学术界有争议。有人认为《老子》是巫术之源，有人认为历史上的巫术都是一个面孔。
        对此，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位思想家，那就是明代中叶吉安府泰和县(今属江西)人罗钦顺，他在《困知记·续记》中对巫术源流作了回答。
        关于巫术之源，罗钦顺认为与《老子》无关。他说：“今之道家(指道教)，盖源于古之巫祝，与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诚亦异端，然其为道，主于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禳、醮祷、经咒、符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
        关于巫术的流变，罗钦顺认为上古的巫与后世的巫是不同的。他说：“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盖诚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专其职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导迎二气之和，其义精矣。去古既远，精义浸失，而淫邪妖诞之说起，所谓经咒、符，大抵秦汉间方士所为，其泯灭而不传者，计亦多矣，而终莫之能绝也。”
        在罗钦顺看来，《老子》是讲长生久视的书，与巫术的祈祷、符咒完全不同。先秦的巫术是为了通达幽明，意义精深。秦汉以降的巫术已沦为淫邪妖诞之说了。
        罗钦顺的话是对的，故引录于此。
        谈到巫术，不能不讲一讲方术。
        方术是方士的神秘之术。方术一名词，在先秦就有了，本指谋略之道。《庄子·天下》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秦汉时，神秘的方术盛行。《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关于方术，陈永正主编的《中国方术大辞典》有系统的铨释，该书由中山大学1991年出版。此书把方术分为预测术、长生术、杂术。方术的内容有甲骨卜、易占、象占、梦占、星占、六壬、太乙、遁甲、杂占、相人、堪舆、择吉、星命、外丹、内丹、气功养生、服食辟谷、房中、符咒、巫术。
        巫术与方术的关系大致有两层意思：
        第一，巫术是方术的源头。巫术发生和流行的时间比方术早。原始社会就有了巫术，而阶级社会才有方术。
        第二，方术是巫术的衍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术是广义的巫术，是巫术的外延。一般来说，方术不能与巫术划等号。但是，方术总是伴有巫术的影子。
        凡有人群之地，就有风俗。风俗是人们在一定的区域环境内、一定的时间内，逐渐自发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的传统意识，有很强的地域性、传承性、功能性。汉代成书的《风俗通义》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国家元气，全在风俗；为正之要，辨风正俗。
        南朝梁刘勰在《刘子》卷九对风俗有通俗的解释，他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厚薄，俗有淳浇，明王文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
        一般的观点是，吴越巴楚的风俗是“好淫祀，信巫鬼”。刘勰却有另外的看法，他在上文接着说：“楚越之风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郑卫之风好淫，其俗轻荡而忘归。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齐有景公之余化，其俗奢侈以夸竞。陈太姬无子而好巫祝，其俗事鬼神以祈福。”这里，刘勰把巫祝之风的特点归到了陈地。陈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公元前478年灭于楚，一度在楚的疆域中。
        所谓巫风，就是以巫观念、巫法术、巫民俗为特征的社会风气。
        “巫风”一词，早在《尚书·伊训》就出现了。其文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唐代孔颖达疏云：“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这是狭义的“巫风”。还有广义的、泛指的“巫风”。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说：“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巫风最大的特征是与鬼神观念、祭祀行为、驱凶择吉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若有这些特征，皆可称为巫风。巫风是愚昧迷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