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现在几乎已成为一个统一概念，在历史上则是技术发展在先，科学出现于后；技术为科学准备了原料和工具，科学则反过来有力地推进了技术的发展。
        广义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萌芽于原始社会，积累于奴隶社会，形成于封建社会，各个国家和民族大体类似。中国进入奴隶社会略迟于古巴比伦、埃及、希腊，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也略为晚进。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中国古代科技就迅速发展，到秦汉时就形成了体系。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政治伦理型的，因而科技历来不发达，这是片面的。其实，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相比较，倒是较少阻碍科技发展的。也正因此，中世纪时，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确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人们常说的四大发明，就是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华民族率先的伟大贡献。
        传说，在母系社会中，黄帝与蚩尤决战时就使用了指南车。但有直接文字可考的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的战国时代，我们发明了指南针。《韩非子?有度》篇中说：“先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针。到宋代就能制造人工磁体了。这至少比欧洲早约3--10个世纪。到隋唐时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的毕昇则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欧洲早3-6个世纪。唐朝时则发明了火药。孙思邈的《丹经》和曾公亮的《武经总要》都记载了火药的配方，这比欧洲早约4个世纪。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此外，还有造纸术的发明。印刷的发明以纸张的出现为前提。现在发现最早的纸是纪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时的“灞桥纸”，即西安市郊灞桥出土的纸，比较粗糙。约200年后，东汉的蔡伦，则把灞桥纸改进成了便于书写和广泛利用的“蔡侯纸”。这些都表明，当欧洲尚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就涌现了一系列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发明，并且正是资本主义到来的必要技术条件。但欧洲经过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后，逐渐进入了科技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反之，在中国，儒、佛、道合流，即封建政治伦理与宗教迷信的结合，却成了新兴科技发展的桎梏，因而自晚明以后，确是日益被欧美抛在了后面。
        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灿烂花朵，更是人类高度发达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结晶。中华科技源远流长，大体经历了萌芽发生、形成发展、低落滞缓几个阶段，当前则进入了重振旗鼓，向世界先进水平进军的新时期。
        在中华科技的历史发展中，黄河和长江两流域的英才及贡献是它的主体。而与黄河流域相比较，笔者认为，长江流域科技及人才的特点，可简要地概括为：并驾齐驱、一度落后、两相辉映、群星灿烂四句话。
        “并驾并驱”指在中华科技萌发和积累期，长江与黄河两流域是并进的。
        中华科技萌芽于奴隶社会及其以前漫长的自然知识积累过程，到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的春秋战国之际奠定基础。迄今，河南渑池县仰韶遗址出土的约六千年前的彩陶及其数字符号、安阳殷墟出土的炼铜坩锅等，就是黄河流域科技发生的证明：而湖北大冶铜绿山开采的铜矿及冶炼遗址、浙江杭州湾河姆渡出土的彩陶和建筑构件等大约与此同时，则是长江流域科技萌发的证明。
        “一度落后”指长江流域在中华科技体系形成期，曾一度落在了黄河流域后面。
        科技的发展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我国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因此，早期的科技人才及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一带。我国的第一部技术规范总汇性的《考工记》就出在那时的齐国。在此前后的《吕氏春秋》、《墨经》、《管子》等书中也有专门的科技卷或篇。地理学名著《禹贡》，详写黄河流域而略写长江和其他流域，也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书多出自这一带的科技人才之手。
        但此期间，长江流域的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努力追赶黄河流域，最突出的是李冰父子组织实施的都江堰工程，奠定了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的基础。这在技术方面乃是当时最伟大的杰作，可惜并没有系统化为理论著作，而且其他方面的科技著作也较黄河流域为少。
        “两相辉映”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到了汉唐宋元时期，都是人才和成果辈出。
        在黄河流域，西汉《河图洛书》中的“九宫算”是现代组合数学的鼻祖；《天官书》是最早记载天象的著作；《汜胜之书》等总结了古代的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南朝的祖冲之，在世界领先千年把圆周率计算到第七位有效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早在约一千五百年前就记述了全国的252条水道；元代的郭守敬制造了十多种天文仪器，并早在约八百年前就把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等等。
        在长江流域，西汉的四川人落下闳等，制定了《太初历》，首次提出了交食周期，并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赤道距度等。我们在本书中对长江流域的古代英才主要介绍了李冰等十一位，其他大多数则以名录形式附后。
        “群星灿烂”指在近现代科技发展中，长江流域涌现了大批英才。
        勿庸讳言，中国科技的发展在明清时，受到腐朽封建文化的严重阻滞后，是在欧美科技传入的影响下开始新历程的。16世纪下叶，西方罗马教廷配合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开始派利玛窦、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来华。他们体会到仅靠武力和宗教征服是不行的。利马窦在《入华记录》中说：“欲使彼等师事外人，殆虚望而巳”。金尼阁在《入华传教记》中说，若“以此(科技)为饵，中国人颇多落入教会网中者”。于是西方的近代科技就既是其侵略和传播宗教文化的一种工具，又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人的新智。
        首先接受和传播西方科技者，以长江流域人士居多。在朝为官的上海人徐光启与传教士龙华民等合作修订了历法，并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杭州人李之藻向利玛窦学习科技，并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园容校义》、《同文算指》等。此后，则相继涌现了我们在本书中主要介绍的李四光等英才，其他则以名录的形式附后。
        海外炎黄子孙，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曾先后有人写道：“华人的才干与自强不息精神，不仅反映在人所共知的商界，而且在科技与其他领域也有恒久不变的出色表现”；“有人说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腰包里，智慧在华人的头脑里”[1]。前一句话是中肯的，后一句有些夸张，但起码说明了在科技领域华人的表现也是优秀的。据说，在美国12万的一流科学家中，华人约占1/4强；大学系主任约占1/3；电脑中心的20个部主任中，华人有13个；参加阿波罗飞船工作的技术人员中华人也占1/3；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华人占35%；IBM公司约2000名科研人员中，华人则占半数。海外华人科学家中长江流域人士也较多。就能收集到的资料，我们主要介绍了其中最著名的
吴健雄、贝聿铭、杨振宁和李政道四位。
        当然，这并非是说长江流域的人就比其他地区的聪明，而是说自宋代以后，这一流域发展较快的经济文化为造就科技人才和出科技成果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三十年代在陕北扎根以后，是由北向南推进的。新中国定都北京，东北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之区，因此，北方涌现的人才也迅速增多。
        新世纪将是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炎黄子孙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共同推动我国的科技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