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自文明社会以来，人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甚至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威的兴起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里，政治家就是履行阶级统治职能的职业活动家。他们在国事风云中，同时也履行着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展示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才华，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治家作为某一社会政治权威的人格载体，在漫长的历史恒河里，就成为耸立于无数个体中的坐标！他们以对社会发展的深邃洞察力，以昂扬的生命激情和奋斗的意志，拼杀在政治的战场，以辉煌的胜利承载着历史的永恒价值。
在长江流域的政治舞台上，无数狼奔豕突的厮杀、无数剑拔弩张的倾轧，都已消匿在历史厚重的帷幕里；无数星光灿烂的古典文明，都已被命运征服，万劫不复地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然而，唯有那些在历史斑驳的画卷里，留下了深刻印记的政治家给世人留下了永志不忘的记忆。
当华夏文明在血与火、刀与剑数不尽的沐浴和洗礼，崛起在中原大地上时，楚国的先民也宿命式逼进了艰险陡仄的荆蛮之地。由于楚国国土狭小、经济文化落后，并处于北方华夏和南方蛮夷的夹缝中，备受中原各国的歧视。正因楚国处于的弱势状态，所以使得其政治家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其一，楚人不甘落后状态，历经劫难，从华夏部族以外的“夷族”中崛然奋起，形成了独立自尊、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前仆后继开拓楚国疆土的先圣中，坚持了爱国、忠君、念祖的政治理念，形成了国君忘我报国和臣子忠君爱国的传统。自春秋以后，楚国的武王、文王、成王、穆王、庄王等几乎都是励精图治的君王。其二，荆楚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以凤为图腾，以阴柔为美，与中原文化以龙为图腾，以阳刚为美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阴柔文化成为政治家的以柔克刚的韬晦之策，如楚庄王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其三，与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所显现的定型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楚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老庄哲学，其中丰富的辩证法和“无为而无不为”的反常思维方式，对后世的政治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在汉初、魏晋形成了全国性的清静无为的政风。其四，楚民族这种非夏非夷，也可说是亦夏亦夷的民族地位，使得楚人的民族偏见淡薄，具有博大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兼采夷夏之长，成为南方民族与文化融和的中心。
当秦始皇的金戈铁骑最终荡平渤海之滨的齐国时，一场绵延几个世纪的战火本可以熄灭了。但是，秦始皇那暴戾凶残的天性，止不住血腥屠杀的惯性，他一手制定的严刑酷法，在适应统一中国需要的同时，无疑，也再次把人民掷于血腥的深渊。出于对秦王暴政和长期战乱的反弹，正如诸葛亮所说，这是一个“不惟天时，抑亦人谋”的时代。对政治家的“仁”与“智”的人格有着更加强烈的要求。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在规模宏大的楚汉战争中，最后战败秦始皇再度统一中国的，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贵族英雄项羽，而是更具平民意识和更能充分发挥“人谋”作用的刘邦。
巴蜀地区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四塞之国”的封闭地理，造成了巴蜀地区各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意识和务实精神，艰险的自然环境养成了特有的坚强毅力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另一方面，由于巴蜀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和的巴蜀文化。巴蜀人并没有屈服于封闭环境，而是以顽强的精神开拓对外交流的通道，接受外来文化。同时，它远离中原政治、军事轴心，具有易守难攻的天险，所以它是在秦汉以来危急时刻中各种人才和政治家的避风港。大量的中原、荆楚等地区的人才流入巴蜀，巴蜀人以开阔的襟怀接纳了这些人才和他们的文化精神。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确实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重量级的政治家，但是，它仿佛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和后方战略基地，以其特有的韧性文化薰陶着意欲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使他们在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巴山蜀水养精蓄锐，踏步走进中原。刘邦、刘备等都是如此。
两宋时期，江西的俊杰以其勃发的英姿占尽了时代的风流，以致有人惊呼，“朝中半江右”。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以其璀灿的政绩和浩然正气辉映着江西的白山黑水；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以其条分缕析的理性精神涤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沧桑感和江南文化的细腻的理性精神，向急需变革的时代贡献出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家兼文学家、思想家！特别是宋室南迁以后，以苏浙为核心的长江下游“金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最近1000年人才辈出、群英荟萃的“人文渊薮”。以长江文化为基质的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中国封建晚期和近代政治史上发挥重大作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一个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在英国舰艇的炮火硝烟中，中国紧闭的大门被轰开。亡国亡种的危险不再是虚幻的杞人忧天。日渐惨淡的近代历史，焦灼地呼唤着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精英。它对政治家的素质和性格提出了特殊的异常高的要求。长江文化中所蕴含的经世致用和务实精神和变革意识，成为封建晚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主旋律！
到了晚清，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所有矛盾的焦点。充满神秘巫风的楚文化与严谨自律的中原农耕文化在湖湘大地的际会，产生了古朴、刚健而又理性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素有程朱理学的底蕴，它满足了统治阶级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统的需要。但是，理学作为一种官方哲学，又具有空谈心性义理，不讲国计民生，以致误国误民的缺陷。自从王船山于300年前把程朱理学加以改造以后，就给湖湘文化注入了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的内涵。他把朱熹的伦理本体“理”，改造成为标征某种历史规律性的“势”，并使之强化为普遍的地域深层意识。湖湘文化的熏陶为湖南的政治家群体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湖湘人士因而拥有更多的政治忧患意识和政治敏感心理。面对着时代的危机，他们无暇沉溺于抽象的思辨，慷慨悲歌地担负了“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奏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序曲。道光二十年以后，岳麓出身的魏源、郭嵩焘、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唐才常等蜂拥而至，在晚清政坛和军界大展宏图，以至于“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说法不胫而走。至于近代，毛泽东、刘少奇等集湖湘文化之大成，成功地把作为“西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探寻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而成为独领风骚的时代巨人！
综上所述，长江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精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精英。而这些政治精英自觉地承担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每当历史发生危机，提出新的历史任务时，他们总是以“叶落知秋”的敏锐，率先悟会历史的必然，在人们的期盼中指点江山，阐述历史任务，谋划未来。他们努力把自己的命运同人类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冲突和人格的冲突中自觉地承受考验。在实现他们所选择的历史的道路上，充分地发挥雄才大略，以顽强的意志不断地打破外在的束缚和限制，实现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的成功是智慧、意志和激情等种种内在的人格素质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治家是历史时代的产物，浓缩了人类生命价值的精华，但是任何政治家绝不是完人，他们始终承受着个人命运和历史命运的双重负荷，在自己的心灵世界激荡着历史和道德的剧烈冲突。历史的局限性造成了他们或多或少的人格缺损。他们的功过、荣辱、胜败、得失，无一不在正反两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