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洪亮吉：“中国的马尔萨斯”

在谈论人口问题时，一般人往往就想到马尔萨斯（1766-1834）。其实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1798）的前五年，即1793年，中国清代乾（隆）嘉（庆）之际的一个知名学者，在其所著《意言》一书中，就发表了和马尔萨斯类似的人口论了。二者都主张绝对人口过剩论，而且在许多论点上很相似，因此，早在1926年，国内有的研究者就把他和马尔萨斯相比较，指出他的人口论先于马尔萨斯，后来有人甚至还称他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就是清中叶的人口学家洪亮吉。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北江人，因此又称洪北江。洪亮吉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六岁丧父，随母寄居外婆家。他年青时虽家境贫寒，但仍勤于学习，稍长做童子师，长期以教读和卖文为生。24岁时，补诸生。35岁中顺天乡试，因而曾游历陕西。在他四十五岁时，考中了一甲二名进士（榜眼），任翰林院编修。精通经学、文学、史学，在哲学上是无神论者。他曾因上书议论时政，被判死刑，差点丢了性命，后特赦遣戍伊犁。

洪亮吉赦归之后，自号更生居士，放浪山水，度其余生。嘉庆十四年（1809）病逝。洪亮吉著作极多，涉及领域很广，比较完整的有清光绪时所印行的《洪北江遗书》，共222卷，包括“洪北江诗文选”80卷，及疆域志、左传诂、公羊谷梁古义、汉魏音等多卷，其中有《意言》一卷，共20篇，在其中的《治平》、《生计》、《寺庙》等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人口思想。

在中国封建时代，人口问题受到特别的重视，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涉及人口问题的论述特别多，保存下来的人口资料和人口思想资料都异常丰富。中国封建时代所以特别重视人口问题，是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的存在有关的。这一政权要维持在全国范围的统治，每年需要征收大量赋税，征发众多的徭役，而这都必须以控制足够数量的人口为前提。历代封建政权都把“户政”看作国家政权的一项首要的政务，把“户部”列为中央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东汉末的徐干把知“民数”称作“国之本”，就反映了这种认识。

清代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盛世”，一百多年中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全国大部分地区无大战乱，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增长，许多地区手工业、商业也出现了繁荣局面，这些情况有利于人口的增长。明代人口最多时达到6300余万，清初人口有了显著减少，在康、雍两朝逐渐恢复并陆续增长，到乾隆六年（1741）已达1.4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全国人口总数更突破了3亿。人口迅速增长和土地集中程度加剧同步，必然使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民，这种封建社会特有的相对人口过剩现象更加严重，引起人们的更大重视。乾嘉之际是中国封建时代人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上出现过的绝对人口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三种观点，在这一时期都有明显的表现。而在这一时期对人口问题谈得最多，最具体的要推洪亮吉。

洪亮吉在《意言》一书中认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不是为人类带来幸福和进步，而是使人“形质日脆”、“性情日漓”，即对人类身心两方面都有败坏的作用。他的这种对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抱消极否定的观点，事实上也就是他的人口质量论。他承认人类历史越前进，生产力将会越提高，但却认为这只会使人口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显然，洪亮吉在人口质量问题上，是一个悲观论者。

但洪亮吉在人口问题上的议论，主要集中在数量的方面。他论述了人口数量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典型的绝对人口过剩论。

洪亮吉的绝对人口过剩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社会保持“治平”、人口增长不受外在因素抑制干扰的情况下，户口的增长远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

他以每户男子一人为出发点，计算一户人数的增长速度，认为按一人生三子计算，第二代就由一人变成四人。父子四人连各自的配偶合计为八人；再假定家庭中雇佣长工两人，全户总人数就达十人。三子各生三孙，连三孙的配偶加在一起，第三代共增加十八人，同祖父两代合计，家庭总人口总数为二十八人。即使祖辈有人死亡，全户总人口也仍有二十余人。按此种方式推算，他得出户口每三十年约增五倍、六十年增十倍、百余年增二十倍这样的增长率。

然后，他以田和屋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认为它们在几代人的时间中或者无所增长，或者增长一倍，至多不过增长三至五倍，和同时期户口增长五倍、十倍、二十倍的情况比较，他得出结论说：“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这也就是说：生活资料的增长越来越不敷需要，而人口则越来越过剩。

洪亮吉的这种分析，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说法，有些相似。有所不同的是：（1）马尔萨斯把人口的自然增殖说成是几何级数；洪亮吉则不是按人口而是按户口计算，而他说的户口又是以封建家庭关系为内容的。他计算自然增殖只算男不算女，又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包括在内。这样，一户的人口因娶妇、雇工而增加，必然有其他家庭因嫁女、受佣而人口减少。（2）马尔萨斯还使用了一些七拼八凑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以“有事实根据”的外观；洪亮吉则纯凭主观推测。

第二，人口过剩除自然原因外，也有社会的原因，但社会的原因是次要的。

洪亮吉承认土地和财富的兼并对造成人口过剩有作用，但他认为这不是基本原因，而只是加剧的因素。在他看来，只靠自然原因就会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的人口过剩现象；再加上“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这就更加剧了人口过剩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土地和财富兼并而造成人口过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相对人口过剩。洪亮吉提到了这一方面，表明他也多少认识到当时社会中的人口过剩有相对的性质；但这在他的人口思想体系中只处于次要的、补充的地位，因此，就他的人口思想的基本方面来说，还是一种绝对的人口过剩论。

第三，人口过剩是社会贫困的原因。

洪亮吉从户口增加快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增加的看法出发，得出当时比几十年、百年以前“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贷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的论点，并认为这会导致双重结果：一方面是由于人多、需求增加而造成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从六、七而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从三、四十而）须一、二百矣”；另一方面，由于士、农、工、商人数过多，竞争加剧，被迫将自己的商品减价出售。洪亮吉认为，前一方面造成人们“所出者益广”（生活费用增加），后一方面则造成人们“所入（收入）者愈微”。于是就造成了广大人民虽然“终生勤动”，也不免“有沟壑之忧”（饿死），活不下去的百姓就有可能起而叛乱，使社会“生攘夺之患”了。

第四，人口过剩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洪亮吉指出：人口增长快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增长，不但会使“勤力有业”的人生计越来越艰难，还会造成大量的脱离生产过程的“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大批的“游手好闲者”决不会“束手以待毙”，而会“借起事以救祸”。

第五，人口过剩会受到两种“调剂之法”所减轻，但终于无济于事。

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剩会由于两种“调剂之法”而受到相当抑制：一种是“天地调剂之法”，指水旱疾疫各种天灾造成的人口死亡，这等于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的妨碍”。另一种是“君相调剂之法”，指由国家劝督生产、移民垦荒、减轻赋税负担、抑制兼并以及赈济灾民等。

但是，他认为“天地调剂之法”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和减损，“不过十之一、二”，同人口成五倍、十倍、二十倍……的增长速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君相调剂之法”可以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变得稍为缓和，但“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对人口增长越来越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总趋势是无能为力的。

既然这些调剂之法都无济于事，人口过剩现象就只会越来越严重并终将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出现，清代保持了百年的“治平”局面必将陷于动摇。“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这就是洪亮吉研究人口问题的结论。洪亮吉把瘟疫作为减少人口的一种自然调剂手段，并且希望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政治措施以求解决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这两种办法都是消极的。但是比起马尔萨斯要通过瘟疫、战争去消灭一部分人口，并且不许穷人结婚等办法，则又温和多了。

洪亮吉一生大多数时间是一个在野的知识分子，中进士后做官的几年，也是在翰林院等“清水衙门”任职，并因批评权贵几乎送了性命。洪亮吉一生除了他的人口思想外，突出的还有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有一定进步性，包含若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不信天命，认为天命和轮回果报的说法，是“圣人”和宗教为了吓唬普通老百姓，使他们不敢“嚣然妄作”而编造出来的。他不信鬼神，认为鬼神“生于人心”，并不是宇宙间真有鬼神。他不信神仙长生之说，认为动植物都有生死，人也不能例外。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也有某些开明、进步的观点。他批评官僚、地主人家厚葬久丧是假借对父母“尽孝”的名义为自己沽名钓誉并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指责他们“心术不可问”。他认为白莲教农民起义所以会有那么多参加者，是因为封建政权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使百姓不得不“借起事以避祸”，是官逼民反。但是，洪亮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士人，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头，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某些表现，但也只能以忠君、忧时的感情伤感、悲叹，而不可能更深一步探寻造成危机、动乱的原因，更不能想出什么有进步意义的解决办法。

洪亮吉处在封建时代，受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局限，只能对人口增长提出预后的措施或应急的措施，但不能提出计划生育、晚婚之类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洪亮吉早在200多年以前，根据我国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阐明人口增长过快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并且主张采取一定的具体措施，对过剩人口问题予以“调剂”，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还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