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人间春色
时间:2023-08-21 作者:长江文化 点击量:1,504 发布人: 长江文化
6.1
“江上往来人”
无论是谈论长江文化,还是谈论长江地区的发展,最终都离不开居住在长江流域的人。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我们要了解长江流域的人文状貌,就必须了解长江流域的人口。在下面,我们就来谈谈长江流域的人口构成、人口移动、人口素质、人才状况、人口的居住方式、生产活动及人口的城镇化发展等问题。
6.1.1
人口构成及移动
长江流域的人口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口一样,属于人种学上所说的蒙古利亚人种。我们知道,学者们按照身体特征,将全世界的人分成了三大或四大人种,在这几大类之下,再分若干亚种。如果按四分法,就是蒙古利亚人种(通俗的说法是黄种人)、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澳大利亚人种(棕种人)。(55)
(55)钟年:《文化之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3页。
中国人虽然绝大部分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但由于在广袤国土上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变化,使得以黑头发、黄皮肤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人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的分化和差异,这种分化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群形体特征在南北之间的渐变上。
例如,就身高而言,我国东北、西北和华北居民身材较高,华中次之,华南和西南较矮。一般说来,当一个普通的沈阳人与一个普通的广州人站在一起时,其身高差异显而易见,之所以如此,与南北各地的饮食结构大有干系。从鼻腔来看,南方居民则普遍宽于北方居民。又如两广、福建居民的鼻宽平均都在40毫米以上,而东北的居民则在37.5毫米以下,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南北各地的气候差异。在发形方面,一般来说,北方人头发粗而硬,波形发很少,南方人则软而细,波形发较多。上述几种差异,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居民形体特征的南北变化,而处于华中的长江流域的居民,其形体特征处于南北二者之间,尤其是汉水流域的居民。
我们先来看一看长江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人口分布是人口发展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这种人口的空间分布与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密切相关,在《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一书中,作者讨论了长江地区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56)
(56)朱农、王冰主编:《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26—33页。
由于长江上游人口稀少,所以该书将长江地区界定为长江干流自四川省攀枝花市至上海市之间流经的地区。从人口的城乡分布上看,长江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的人口向城镇偏集程度较高,尤其是上海市,市镇人口的比重超过了2/3,而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则相对较低。与人口分布有关的是人口密度,后者是表现前者的主要形式和衡量前者地区差异的主要指标。从1990年的情况看,当时全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9人,而长江地区的40个地、市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2人,8个省、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也达每平方公里296人,这说明长江地区是我国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当然,由于长江地区范围广阔,自然及人文的条件差异颇大,区域内部的人口分布也不平衡。其中,上海和江苏是人口稠密度最高的地区,远高于其他各省,而上海市有两个区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6万人,为全国之最。其次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省的沿江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00—500人。江西、四川两省沿江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低,但也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一个地区的人口,是由性别、年龄、人种、民族、职业等不同的人口集团构成的。区别人口经济地位、年龄状况、男女性别的这些侧面叫做人口构成,也叫人口的结构。人口构成主要分成职业构成、民族构成、年龄构成、性别构成等几类。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长江流域人口的职业构成和民族构成。
人口的职业构成可大致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和产业构成情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等)比重大,第二产业(商业、矿业、建筑业等)和第三产业(产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等)比重小;经济发达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大,第一产业比重小。长江流域人口截止到1997年约4.1亿,其中农业人口约有3.2亿,占总人口数的78%。在广大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是稻作,但在沿江沿河的城市里,情况却大不一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一些大都市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如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其经济实力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市,第三产业尤其发达。商品批发和零售额历年来均名列前茅。在繁华的外滩及南京路上,更是重现了昔日“银行多于米铺”的盛况。(图100)
图100高原畜牧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会越来越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将上升,第三产业的增长会更加迅速,并逐步居优势地位,人口的职业构成会发生重大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社会的进步。
由于各民族在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的民族构成会直接影响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结构。例如,瑶族的支系过山瑶有开山烧荒垦殖的传统,故他们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较原始的阶段。在长江流域总人口中,虽然95%以上的为汉族,但仍有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总人口约1450余万人,其中超过100万人的有苗、彝、土家、藏等4个民族,超过10万人的有侗、回、布依、瑶、白、纳西、傈僳、羌等8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川西、湘西和鄂西一带。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建设着长江流域。
人口分布与本地区人口的增长是密切相关的,这可以算作内因;另一方面,它又与地区之间的人口移动有关,这可以算作外因。人口移动是人口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人类自在地球上出现以后,就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经常进行着迁徙和移动。即便是在定居方式产生后,定居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人类的移动倒是“常”,定居只不过是“变”。人口学的研究认为,人口移动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它有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可以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改变地区人口结构,它能够促进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信息的传递和交流等等。(57)
(57)朱农、王冰主编:《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72—75页。
与人类活动的总体规律相一致,长江流域的人口自古以来也发生着频繁的迁徙和移动。
在历史上,长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北人南迁。一些研究者指出,我国人口由北向南的移动是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一直到南宋末年,持续了1200多年。北人南迁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有三次,即西晋永嘉之乱引发的南迁、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南迁和北宋靖康之变导致的南迁。其间又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移民运动高潮迭起,颇为壮观。从西晋永嘉后的移民和北宋靖康年间的移民潮中,可见这些人口移动的规模之大。据谭其骧先生考证,截至刘宋,南渡人口约90万,北方平均每8个人中就由1个迁往南方,南方每6个人中就由1个是北方移民。又据吴松弟先生考证,靖康之变造成了500万北方人南下。移民迁出地几乎包括了北方各省,
从黄河上游的甘肃到黄河下游的河北、山东都有移民迁出,而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山东又为主要的迁出地。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北方人口沿着相同的迁移路线,进入了长江流域,上至四川盆地,下至江东,其中长江下游的江东之地又为主要的迁入区。(58)
(58)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除了北人南迁,开发江南外,在长江流域内部,也有多次人口移动,较多地表现为省际流动。如在历史上,人口稠密的四川的居民有向云贵迁移的传统,其流动趋势至今未衰,然而现代四川人的祖籍,大多在外省,其祖辈多在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时迁入,而“湖广”的很多居民却又是明代“江西填湖广”时迁入的,清初安徽河南人口又多向湖广流动,就这样一波一波地把人口从稠密区向稀疏区挤压。现居云贵川的几十个少数民族,除少数是由土著居民和东南亚北上的人口组成的以外,绝大部分是由华中人口迁移浪潮挤压过去的,并与外界相对隔离逐渐异化而成。如苗族的祖先原来在冀北逐鹿与黄帝作战,到了战国时,它就居处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了,以后进一步西移到湘西和黔东南,还有远至云南的。又如白族,汉代还分布在宜宾地区一带,后来逐渐被挤压至滇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湘鄂赣、苏沪皖诸省,面积只占全国的8%左右,而人口却约占全国的1/4,成为建国后人口主要迁出区,其迁出目的地多为东北、西北和西南。
从全国范围说,长江地区是人口移动和迁徙的中心地区之一,当然,其不同区段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在人口移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和重庆市是重要的人口流出地区,其流出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中游的湖北省古时便被称为“九省通衢”,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上,是人口流动的枢纽地区,这一点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中就可看出。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人口移动极为活跃,是我国四大人口迁入中心之一。
人口移动有不同的类型,有人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计算,在长江地区8个省市的移动人口中,占第一位的是农村向农村的移动,其比例为34.3%;其次是农村向城镇的移动,为28.6%;再次是城镇向城镇的移动,为27.9%;最少的是城镇向农村的移动,为9.1%。(59)
(59)朱农、王冰主编:《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这种类型的人口移动,从与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相关来看,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
考察人口移动,还可以看其流量和方向。(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一书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带》推算,1985年一1990年长江地区的迁移人口占全国总体的三分之一,而沿江地带尤其是人口移动的活跃区。再将长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1985年一1990年迁出人口268.95万,同期迁人人口177.30万,净迁出91.65万人,说明就整体而言长江地区是人口的迁出区。同样根据人口普查的资料,可以发现长江地区的人口流向有集中性、传统性、地域性、经济性、交换性、互补性等特征。以传统性为例,可发现浙江省和四川省不仅在长江地区,而且在全国都是人口的迁出地,因为这两省的人民历来有外出谋生的风俗习惯,一旦政策等方面的条件许可,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流向全国各地。
说到当代长江地区的人口移动,就不能不提及三峡工程移民。我们可以将移动人口分成自愿性移民和非自愿性移民两大类,工程移民即为非自愿性移民中最重要的一类。三峡工程是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其移民人数之多,无论从纵向上说,还是从横向上说,都无出其右者。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测算,按1992年的行政区划,三峡工程淹没区涉及四川、湖北两省的21个县、市,356个乡,1711个村,6530个村民小组,移民静态估计为84.62万人。因为三峡工程建设周期长,移民搬迁过程将持续20年以上,所以动态移民在100万人以上。这么庞大的移民量,使得移民工作成了一项复杂无比的系统工程,关系到工程建设、区域发展,环境容量、移民生计、社会安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妥善解决好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工作,将为长江地区移民史增添辉煌的篇章。
6.1.2
“惟楚有材”的话头
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挂着这样一副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创建于北宋初年的岳麓书院,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仅以近代为例,湖南的几个人才群体如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唐才常、沈荩、黄兴、陈天华等均曾先后就读于岳麓书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等也与岳麓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两湖人说“惟楚有材”未免有骄傲之嫌,天下人才不会只出于一地,就说长江流域吧,除了荆楚之外,巴蜀、吴越等也都是人才荟萃之地。我们这里只是借“惟楚有材”的话头,来说说长江流域的人才情况。
早在先秦时期,楚文化便崛起于长江中游,它博采众长,独树一格,在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分庭抗礼。楚人不仅在军事上开疆拓土,问鼎中原,在哲学、文学、艺术、工艺等方面也迭有创新,令人刮目相看。例如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创立道家学说,与中原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是不分高下的人物,出生于长江中游楚国旧地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其《龙凤》一文中曾作过贴切的评论:“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而楚人中作为文学家的屈原,其诗歌高洁神妙,精彩绝艳,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恐怕还难以找出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楚文化相先后,长江流域的淮夷文化、吴越文化、扬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也有不凡的表现,也都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人才。
秦汉以后,长江流域依然是全国在发展上处于前列的地区之一。譬如,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就发展得较好,特别是在西汉末年之后到东汉时代,可谓人才辈出。有人根据书籍、士人、博士和私家教授等一些数据统计得出结论说,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四个地区中,长江流域就占了两个,即上游的蜀地和中下游的吴会地区(包括荆襄、淮南、吴越),其余两个是三辅地区和豫兖青徐地区。(60)
(60)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转引自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可见当时长江文化与中原文化是处于并驾齐驱之势的。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人才均势到两宋之时被打破。北宋虽然定都于黄河流域的开封,但中国文化的重心已偏移到长江流域。从学术文化上看,南方学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北方,北宋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四省的儒者人数为125人,而同一时期的南方为306人。北宋的科举也是南方人的天下,根据地方志的统计,该时期北方共有进士789人,而南方则有7869人,南方几乎是北方的十倍。在文学艺术方面,以中国韵文史上的高峰宋词为例,毛晋选辑的《宋六十名家词》涉及的61位著名词人中,除3人籍贯不明外,有42人出在东南,3人出自四川,北方作家仅占13人。当然,在北宋时,黄河流域的人才在某些方面(如绘画、城市建设)仍占有优
势,《长江文化史》一书根据有关资料编制出北宋各类人才地理分布表,我们从表上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形。
┌──────┬────┬───┬────┬────┬────┐
│\\ 类别 │ │ │ │ │ │
│ \\\ │ 宋史 │ 宰相│ 词人 │ 画家 │ 儒者 │
│地理\\ │列传人物│ │ │ │ │
├─┬────┼────┼───┼────┼────┼────┤
│ │ 河南│ 324 │ 18│ 18 │ 96 │ │
│ ├────┼────┼───┼────┼────┤ │
│北│ │ │ │ │ │ │
│ │ 河北│ 212 │ 11│ 13 │ 31 │ 16 │
│ ├────┼────┼───┼────┼────┤ │
│ │ 山东│ 156 │ 6 │ 9 │ 13 │ │
│方│ │ │ │ │ │ │
│ ├────┼────┼───┼────┼────┼────┤
│ │ │ │ │ │ ^h │ │
│ │ 陕西│ 63 │ 3 │ 11 │ 30 │ 9 │
├─┼────┼────┼───┼────┼────┼────┤
│ │ 安徽│ 53 │ 3 │ 12 │ 10 │ │
│ │ │ │ │ │ │ 43 │
│ ├────┼────┼───┼────┼────┤ │
│ │ 江苏│ 97 │ 3 │ 21 │ 28 │ │
│ │ │ │ │ │ │ -> │
│ ├────┼────┼───┼────┼────┼────┤
│ │ 浙江│ 84 │ 4 │ 35 │ 22 │ 106 │
│南│ │ │ │ │ │ │
│ ├────┼────┼───┼────┼────┼────┤
│ │ 江西│ 81 │ 6 │ 25 │ 12 │ 49 │
│ ├────┼────┼───┼────┼────┼────┤
│ │ 湖北│ 19 │ 1 │ 4 │ 6 │ │
│ │ │ │ │ │ │ 6 │
│ ├────┼────┼───┼────┼────┤ │
│ │ 湖南│ 12 │ 0 │ 1 │ 4 │ , │
│方│ │ │ │ │ │ │
│ ├────┼────┼───┼────┼────┼────┤
│ │ 四川│ 93 │ 4 │ 22 │ 61 │ 32 │
│ ├────┼────┼───┼────┼────┼────┤
│ │ 福建│ 95 │ 10│ 14 │ 9 │ │
│ │ │ │ │ │ │ 70 │
│ ├────┼────┼───┼────┼────┤ │
│ │ 广东│ 3 │ 0 │ 1 │ 不详 │ │
└─┴────┴────┴───┴────┴────┴────┘
如果说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人才优势还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宋室南迁、历史进入南宋时期以后,长江流域的人才便全面超过黄河流域。下面,还是让我们从南宋各类人才地理分布表上来看看这种情形(北宋和南宋的两张分布表均引自《长江文化史》第7章)。
┌──────┬────┬────┬────┬────┬─────┐
│\\ 类别 │ │ │ │ │ │
│ \\\ │ 宋史 │ 宰相 │ 词人 │ 画家 │ 儒者 │
│地理\\ │列传人物│ │ │ │ │
├─┬────┼────┼────┼────┼────┼─────┤
│ │ 河南│ 37 │ 4 │ 28 │ 25 │ │
│北│ │ │ │ │ │ 42 │
│ ├────┼────┼────┼────┼────┤ │
│ │ 河北│ 7 │ 0 │ 41 │ 14 │(三省总数)│
│ ├────┼────┼────┼────┼────┤ │
│ │ 山东│ 13 │ 1 │ 12 │ 6 │ │
│方│ │ │ │ │ │ │
│ ├────┼────┼────┼────┼────┼─────┤
│ │ 陕西│ 6 │ 0 │ 3 │ 4 │ 7 │
├─┼────┼────┼────┼────┼────┼─────┤
│ │ 安徽│ 38 │ 5 │ 35 │ 4 │ │
│ │ │ │ │ │ │ 25 │
│ ├────┼────┼────┼────┼────┤ │
│ │ 江苏│ 49 │ 3 │ 43 │ 49 │ │
│ │ │ │ │ │ │ │
│ ├────┼────┼────┼────┼────┼─────┤
│ │ 浙江│ 136 │ 22 │ 138 │ 69 │ 421 │
│南│ │ │ │ │ │ │
│ ├────┼────┼────┼────┼────┼─────┤
│ │ 江西│ 83 │ 10 │ 78 │ 13 │ 107 │
│ ├────┼────┼────┼────┼────┼─────┤
│ │ 湖北│ 4 │ 1 │ 3 │ 0 │ │
│ │ │ │ │ │ │ 29 │
│ ├────┼────┼────┼────┼────┤ │
│ │ 湖南│ 12 │ 1 │ 17 │ 1 │ │
│方│ │ │ │ │ │ │
│ ├────┼────┼────┼────┼────┼─────┤
│ │ 四川│ 71 │ 5 │ 28 │ 13 │ 71 │
│ ├────┼────┼────┼────┼────┼─────┤
│ │ 福建│ 88 │ 9 │ 63 │ 15 │ │
│ │ │ │ │ │ │ 216 │
│ ├────┼────┼────┼────┼────┤ │
│ │ 广东│ 4 │ 1 │ 6 │ 不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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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的元、明、清诸朝,除了政治中心保留在北方以外,经济文化的重心已经牢固地落脚在长江流域了。元代“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到了明代,南北的差距更大,明初科举,南人中式者百倍于北人,以至不得不采用南北分卷的制度来勉强维持南北人数的均衡。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有感于黄河流域文化的衰落,指出北方有“人荒”,缺乏可用的人才。与此相反,清康熙帝则有“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的诗句。以人才论,有清一代的江苏一省,其状元数就占到全国的一半。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先进的思想家和乾嘉考据派,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其中对中国思想界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思想家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者,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派龚自珍、魏源等均出自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湖南等省。(61)
(61)参见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5—366页
近百年来,长江流域的人才层出不穷仍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例如,在1948年原中央研究院选出的首届院士中,其籍贯分布是,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7人、湖北7人、福建6人、湖南6人、山东3人、河南3人、四川3人、河北2人、安徽1人、陕西1人,其余各省缺。(62)
(62)参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第77页。
上述院士总计81人,其中属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共51人,占总数的63%。政治军事人才,如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负责人也多为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的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代领导人也全都出于长江流域。(图101)
图101江南水乡
人口学者研究了目前长江流域的人口文化素质情况,他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的《中国分县市人口资料》和《中国人口年鉴》,列出了1990年长江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结构表,表中的数据表明,长江地区初中及初中以上各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从整体上看,长江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是长江地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尤其是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五大城市,均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63)
(63)朱农、王冰主编:《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
当然,由于长江流域范围宽广,地区的差异性很大,这里既有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处于经济文化发展过渡地带的中部地区,还有相当闭塞落后的西部地区,因此,流域内的人才分布、人口素质就有着较大的差异。概括地说,长江流域的人口文化素质有两个特点:一、已经具有数量庞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高素质科学文化人才。从专业科技人员方面来看,长江地区是较为集中的地区。例如上海,一直是我国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上海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在业人口总数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美国、法国等接近。江苏省、湖北省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十分集中。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中科研机构与高校云集,人才济济。二、长江地区人口素质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不断提高,但发展并不平衡,人口文化程度的普及率和高文化程度人数的增长率依然是东高西低。(64)
(64)朱农、王冰主编:《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206—207页。
此外,人口移动的资料表明,近20年来长江流域的人才有南移的趋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的科学文化人才有许多移入了广东、福建、广西等省区。如何进一步提高长江流域的人口文化素质、吸引(包括留住)更多的各类优秀人才,是长江流域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6.1.3
城镇化趋向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人口流动有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而人才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事实证明,人口流动确实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在中下游地区,其鲜明的特点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
农村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必经道路,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来说,城镇化势在必行。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沿海、沿江“近水楼台先得月”,长江两岸的城镇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繁荣起来,但由于长江上、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差异颇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沿江各段的城镇化水平亦有所差异。一般说来,下游沿江城镇数目众多,人口稠密。其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上游城市;中游城镇布局较为稀疏,其发展水平比“下”不足,比“上”有余,也处于中游;上游多崇山峻岭,险峡急流,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尽管有如此差异,但上中下游均建立了以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联合周边众多中小城市的城镇群,如上游的重庆市及其周边,中游的武汉市及其周边,下游的以上海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等。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城镇本身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城镇具有鲜明的凝聚力,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妨以湖北省的情况为例,在1992年,武汉市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湖北省7个省辖市的总和,大于27个县级市的产值,城镇的凝聚力和辐射力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经济告诉人们,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大江大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的聚落也常常是沿江沿河而建。城镇化的发展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其中一条就是自然环境。长江很早以来便具有交通要道的地位,有着“黄金水道”的美称,因而沿江城镇的发展历史悠久,其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城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江中上游城镇化的发展也有了显著的进步。
长江流域城镇化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各省、市城镇数量的增长及密度的加大上。有人统计了长江地区8个省、市1982年至1995年城镇发展的状况,发现各地城市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江苏、浙江和湖北、四川等省,大批新城市的设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镇的数量的增加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而且其增加的幅度比城市更大。城镇化的发展最终表现为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根据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可见长江地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迅速。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长江地区只有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全国水平;到1990年,湖北省的人口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1995年,江苏省、四川省的人口城镇化率又有了明显提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65)
(65)朱农、王冰主编:《长江地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42—143页。
根据长江流域城镇发展的现状及学者专家对未来城镇发展问题的研究,今后长江流域城镇化应注意如下问题。
立开放式的城镇体系。各经济区要以城市为基点,以长江水路航道及陆上铁路交通为轴线,以经济区为面,将众多城镇融为一体,并从全局出发,充分考虑大中小城市的不同职能,建成不同等级的经济中心,以不同能量级向四周辐射,形成不同层次的经济区。上中下各江段互相取长补短,内引外联,从而在整个长江流域形成一个从上游到下游,从沿海、沿江到内地,城乡一体的开放式的城镇体系。
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中等城市建设。在注重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其海陆空联运方便,科学技术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等优势,加快周边卫星城镇建设,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上海老城区产业臃肿、空间饱和的突出问题。武汉、重庆等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历史上就有与周围广大地区传统的经济联系,应进一步发挥跨省区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周围地区众多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共同发展。常州、南通、荆州、襄樊等很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和其他省会城市不仅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占相当地位,而且在组织跨省的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它们应在横向经济联合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托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经济的纽带和桥梁,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但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且也促进了小城镇的蓬勃发展,缩短了城乡差距。在全国,乡镇企业产值“三分天下有其一”,在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产值已占一半以上。但乡镇企业作为工农联合体,客观上要求以大带小、以小辅大的地区经济系统和城镇村一脉相通的居民点体系。由于政策的扶植等多种原因,乡镇企业的建设越来越分散,更多地建在了农村,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造成了占用耕地、重复建厂、设备闲置、效益不高、污染环境等一系列弊端。所以,今后的乡镇企业应至少依托小城镇来发展,注重整合效应,以便使信息资源、文化资源等发挥最大效用。这样才能避免点多分散的布局方式,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城镇化的新路子。
力加强以能源、旅游为主的城镇建设。能源是实现长江流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要物质基础。大力开发能源基地,建设能源城镇,发展能源工业,对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特别重要。今后,要注重加强江淮地区、赣西、黔西等地的煤矿城镇,上游支流地区、三峡地区水电城镇和苏北油田、江汉油田的油气田城镇的建设。旅游被誉为“无烟工业”,是今后大有发展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海、南京、武汉、苏州、杭州、庐山、黄山的等地市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市场的培育,以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长江旅游资源。
6.2
文化的图像
中国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疆域辽阔,因此在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等。在长江流域的主要地域文化则有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因地域文化在本书中另有专节介绍,在这里,我们只是从构成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即语言、宗教、艺术等层面对长江流域的文化作一番巡礼。
6.2.1
语言采风
介绍长江流域的文化,就不能不涉及到长江流域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对此人们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将语言列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本流域而言,语言状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这里既居住着数以亿计的汉族,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故其语言中有汉语的一些方言,还有若干少数民族语言。下面,就让我们先从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说起。
先让我们看藏语。在长江源头至通天河、金沙江段,包括雅砻江、岷江、嘉陵江的上游,居住着许多藏族同胞,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藏语。藏语可分为3种方言,方言之间差别较大,而且国内和国外的藏语也略有区别,中国境内的藏语(以拉萨话为例)有28个声母,17个单元音韵母和2个复元音韵母,4个声调。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创始于7世纪前后,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字体分为“有头字”和“无头字”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印刷,后者主要用以书写。手写体又分多种形式,最流行的草书叫“秋”,其形体和印刷体相差甚大。历史上藏文曾有过几次变革,影响较大的一次是在9世纪初,一批佛经译师们在当政者的支持下厘定了藏文文字,现行藏文就是这次改革后规范定型的,历史上用藏文书写和编译的书籍十分丰富,对于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它们也构成了长江文化的一部分。
纳西语是居住在金沙江边“长江第一弯”附近的纳西人使用的语言。它主要分布在云南丽江、中甸、永胜、宁蒗、兰坪、维西和四川省盐源、盐边、木里等县。纳西语分西部和东部两个方言,以西部方言为例,辅音一般为4类,多达44个,元音多达12个,语法结构一般使用主语——宾语——谓语动词的次序。纳西族语言文字中值得一说的是其堪称人类文字“化石”的古老书写形式,即东巴文和哥巴文。东巴文是一种图画文字以及由这种文字演变出来的象形文字,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在纳西语里,东巴文的意思是“木石痕迹”,主要用于书写宗教经书。纳西族中通习宗教经书执行法事的人称“东巴”,故称此种文字为“东巴文”。东巴文经书90%以上是用图画文字写成的,优美如画。东巴文经书内容丰富,是研究纳西族语言、文字、文学、哲学、
宗教、神话、民俗、舞蹈、艺术和占卜等社会现象的珍贵资料。哥巴在纳西语里是“弟子,徒弟”的意思,取先有东巴文,后有哥巴文,哥巴文以东巴文为师的意思。哥巴文也主要用于书写经书,但其文字重文别体很多,字形结构来源也很复杂。相对于古老而优美的东巴文,哥巴文经书要少得多,使用范围也很小。除这两种文字形式外,1957年纳西族还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新文字。
再看看彝语。彝语又称罗罗语,在长江流域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彝语分为6种方言,各方言间差异较大,假借的文字也各异。彝文是彝族使用的一种表意的单音节文字。从形体上看与汉字很接近,实际上不是从汉字蜕变而来,可能是仿造汉字造字方式创造的,彝文文献古籍较多,主要是手抄本,刻本较少。古刻本《太上感应篇》评述,全文2.29万字,是今存彝文木刻本文字最多的一部书。为了使彝文更好地为各方言区服务,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订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共确定了819个规范彝字,于1975年开始在四川彝族地区推广使用,并设计了拉丁字母的“彝语拼音方案”,以便于注音学习。
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语言中还有苗语,主要分布于黔东和湘鄂西,分湘西、黔东、川黔滇3个方言,其中川黔方言内部比较复杂。苗语语音声母多,韵母少,只有一个鼻音韵尾,声调系统和汉语相同,语法顺序也和汉语差不多,为“主语一谓语一宾语”结构,但状语非常丰富。词汇方面,单音节词较多,多音节的单纯词很少,相当多的词汇借自汉语。苗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和苗族人士杨雅各等为滇东北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通称柏格理苗文。1956年,创制了湘西、黔东、川黔滇3种方言文字并改革了柏格理苗文。4种苗文都采用26个拉丁字母。
最后我们看一看土家语。土家语的流行区域为湘鄂西和川东,分布较为集中,可分北部和南部两个方言。语言特点(以北部为例),有21个声母、25个韵母、4个声调。南部方言有26个声母,18个韵母,另有12个韵母专拼汉语借词用。句子语序为“主语一宾语一谓语”。目前使用土家语的人数已不是太多,大多数土家人已使用与邻近汉族一样的汉语方言。
长江流域更广大地区的民众所说的是汉语方言。汉语有七大方言群: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官话分布于整个中国北部,故北方人群之间相对地易于辞能达意,互相理解。其余广大方言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而在南方逐步形成的。秦汉以前的长江流域,主要还是古越族的聚居地,他们使用的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甚远,不能通话。此后千余年,随着北人的几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地区,逐渐形成南方广大方言,而且在同一方言内部,也有很大差异。长江流域主要有四大方言群:官话、吴语、赣语和湘语。
官话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在长江流域主要分布于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诸省的沿江地区。官话也称作北方话,它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无论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北方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写成的,而且现在外国人学汉语,也多以北方话为标准,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一点是因为北方话内部的一致性很强,语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词汇方面大同小异,语音系统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这些特点使操此种语言的人易于沟通和交流,不致产生隔阂和误解。
根据语音特征,长江流域的官话系统可分为上江官话(也称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上江官话在长江流域的分布范围是云、贵、川、鄂四省和湖南西北角,下江官话分布于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北地区和江南九江至镇江之间的沿江地带。上江官话虽然地域辽阔,但内部较为一致,而下江官话语言现象复杂,内部分歧较大,其中皖南徽州一带方言,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官话语音方面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清声母多,浊声母少;辅音韵尾较少;声调调类较少,大都没有人声调。但下江官话与北方地区不一样,有人声调。在词汇方面,官话与现代普遍话词汇大同小异。官话方言中通行较广的词汇大都作为普通话的基本词汇,没能进入普通话的则流行于某一地区。如流行于成都和昆明的“摆龙门阵”,实则是指“聊天”,武汉话把“可怜”说成“造孽”等。与其他方言比较,官话方言还有如下几个特点:双音节词占优势;古代词语保留得较少;外来借词较少;语气词较少,用法比较概括。在语法方西,也有许多特点。主要有:修饰性的词素在前;结构助词“的、地、得”各有作用,分类详细;重叠式词运用范围较广;量词的使用比较概括等,当然,这些特点都是与其他方言相较而得出的。
湘语又称湖南话,虽然它是汉语六大方言中通行地域较窄的一种方言,但它却是湖南省最有影响的一种方言,然而不是唯一的一种。其通行面积约占湖南全省面积的一小半,除此之外,广西全州、灌阳、资源、兴安4县也通行湘语,使用人口约2500万以上。从地理上看,湘语区的南、西、北三面长期处于官话的包围之中,东部又受赣客方言的影响,导致语音系统不断产生变异,逐渐形成明显有别的分布于湖南省北部的新湘语和南部的老湘语两大片。新湘语主要通行于湖南北部和中部,如益阳、长沙、株洲等;老湘语广泛通行于湖南中部以及沅水东南、湘水以西和资水流域,如湘乡、双峰、邵阳、武冈等地。新老湘语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其语音系统上。南片老湘语比较保守,北片新湘语因受官话方言的影响而有向官话靠拢的趋势,语音上突出的表现是由繁到简。
在语音方面,老湘语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浊音系统,而新湘语的古浊声母已清化。代表湘语发展趋势的长沙话,鼻音尾韵已完全没有——ing韵而只有8个——n韵,而且各地无音鼻化的现象相当普遍。湘语的基本词汇和官话方言大同小异,尽管新老湘语都存在一些独特词语,有些常用词语,在湘语中词义的广狭和普通话有别,如“细”和“小”在普通话里不能互换,而湘语中“细”却兼有“小”的意思。双峰话把“小孩儿”称为“细人基”,“喝酒,吸烟”双峰话说“吃酒,吃烟”,“吃”囊括了“吃”、“喝”、“吸”等词的用法。有些常用语与普通话相同,但词义却不同,“白话”不是我们所说的“白话文”,而是指“故事”。另外,湘语中有些词素部分与普通话不同。
湘语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其动物性别的表示方法与普通话不同。普通话在动物名称前加“公”、“母”、“雄”、“雌”区别性别,而湘语却在动物名称后加“公”、“牯”和“婆”、“娘”来区分,如“牛公子”、“牛婆子”、“狗牯”、“狗娘”等。二是湘语中语序独特。如“放得鸡蛋稳”(放得稳鸡蛋),“天天发净脾气”(天天净发脾气),“他吃头,你吃后,我吃最后”(他先吃,你后吃,我最后吃)等。
赣语又称赣方言,在汉语七大方言中,它是使用人口较少,通行面积最小的一个。赣语并非等同江西话,因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中部和北部而得名。但江西省除了通行赣语外,还有吴方言、客家方言和下江官话,而且江西的邻省,如湖北、湖南和福建等省也有赣方言区。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有人据此认为可把二者合并起来,称为客赣方言。
赣语主要通行于赣中和赣北,皖西南——鄂东南、湘东和闽西北一些县市也说赣语,使用人口总数约为3000万。由此历史的原因,各方言间存在持续的影响和渗透,赣语也是如此。它长期受其他方言,如湘语和下江官话的影响,相对于其他方言来讲,其自身特征已不太突出,这正反映了汉语方言发展的一般特征。相较于南方其他方言,赣语不论是在语音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和普通话的差别较小,这是其总的特征。赣语语音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中古浊塞音和塞擦音全变为送气清音,有人根据这个特点和其他某些特点,倾向于把客、赣方言划归一体。赣语声调多为6类或7类,去声多数分阴阳,人声有的分阴阳,有的不分阴阳。在词汇语法方面,赣语内部较为一致,但有些常用词赣语各地也有不同说法。如普通话里的“小孩儿”在南昌、高安、临川分别说“细伢子”、“细人子”、“伢子”,同是以上三地称“伯母”分别是“伯娘”、“姆妈”、“姐姐”,大同中存在小异。在中心地带和外省边远地区之间词汇的差别则加大,甚至面目全非。以江西南昌、福建邵武和湖南平江三地为例,普通话里的“我们、你们、他们”,以上三地依序分别是“我东、你东、巨东”、“我哩、你哩、你哩”、“伉多、贤多、你多”。从南昌到平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却保持了各地自身的特色。
赣语区面积最小,四周又受到吴、客家、闽等诸方言的影响,因此,它与南方诸方言之间多存在语词交叉现象。在其内部较为一致的语词里,有些词和南方方言相同而和普通话相异,如旧年(去年),落雨(下雨)等;有些词和客家共有,如同光(月亮)、屋(房子)、鼻公(鼻子)等。另外,有些也和吴语和湘语相同。这也说明一种方言的产主与发展,是与其地理环境和语言环境分不开的。
吴语即吴方言,习惯上称吴语,也叫江浙话和江南话。通行于苏南、沪、浙、赣东北、闽西北和皖南的一部分地区,大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约7,000万左右。
吴语按其语言特点分为太湘片、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和丽衢片。太湘片也就是北吴语片,以上海话为代表,包括上海市及其所属各县,江苏吴语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地以及浙江东部宁绍两地。台州片,以浙江临海话为代表,包括浙江天台、三门、临海、仙君、黄岩、温岭等县市。东瓯片即温州片,以温州话为代表,通行于温州、瓯海、永嘉、乐清、青田等地。婺州片以金华话为代表,主要通行于浙江中部金华地区。丽衡片以丽水话为代表,又包括处州小片和龙衢小片。
语音特征有以下几点:一、塞音、塞擦音声母除送气不送气外,还有清浊的区别,古全浊声母一般仍读浊音。二、无翘舌音,鼻音韵尾少。三、声调随声母清浊或松紧分阴阳。两个入声,阳入调值比阳入高。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很多。单音节词较多,其中包含大量的古代词语。又如动词“下”常用“落”来表示,如“落雨、落车(下车)、坐落(坐下)、上上落落”等。再如序数“二”常用“两”,如“两年级两班”,“两楼”(二楼)等,“二十”则用“念”来表示,如“念一”为“二十一”等等。
6.2.2
宗教揽胜
宗教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还对人们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了解中国的宗教,就不能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了解。
在中国,既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又有从国外流传进来并逐渐中国化的佛教,还有较多保持其原貌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四种宗教在长江流域均有分布,道观、佛寺、清真寺和基督教堂作为这四种宗教各具特色的建筑,犹如粒粒明珠散布于长江流域的青山秀水之间,是长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致说来,道教和佛教因其年代久远,影响也旷日持久,故在长江上、中、下游均有分布;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多分布于长江下游沿海、沿江地带。而且,这四大宗教及其建筑的分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多在名山之上和都市之间,在广大农村分布较少,这与长江流域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名山大川因其秀丽清幽,适于修身养性,故“天下名山僧占多”,而大都市因其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往往成为传教布道者的首选之地,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乡村作辐射状的传播。
6.2.3
道教及其宫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文化的根祗”。它产生于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奉老子为始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最基本的信仰为“道”,一切教理和教义均由此衍化而产生。道教认为,“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是一切的开始。“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崇拜的最高尊神是由“道”人格化的三清尊神,其中道德天尊即老子。
道教敬奉神灵的庙宇叫道宫、道观。据传,最早的道观是陕西的楼观,关尹子在这里结草为楼,精思至道,因草楼可以观望,故名此处为“关令楼观”。此后,凡道教敬奉神仙的地方皆曰观,又有称“宫”的,如山西芮城永乐宫,陕西户县重阳宫等,道教宫观随着道教的传播而遍布中国各地。就长江流域来说,比较著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四川青城山、湖北武当山、江西贵溪龙虎山、江苏句容茅山。
青城山,古称丈人山,又名赤城山,位于四川灌县县城西南约30华里处,海拔1600米,是道教“第五洞天”。因其历史悠久,林深叶茂,历来为蜀中名山。杜甫《丈人山》诗云“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对其大加赞赏。“青城天下幽”道出其最主要的特点。
东汉末,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来青城设坛布道,留下很多传说和名胜古迹,后人尊称他为“天师”,晋唐以后山上宫观林立,极盛时多达一百多座,主要宫观有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官等几处。其中天师洞,亦名常道观,始建于隋代,是青城山的主庙。据传张道陵曾在此传教布道。此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涧,左右有银杏树,高六七丈,已有近两千年历史,观后双干并立的古歧棕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整个宫观重楼叠阁,结构宏伟,加上山门前石级陡峻,更衬托出其庄严气象。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位于湖北丹江口市境内,为道教第一名山。它北接秦岭,南连巴山,纵横800余里,不仅峰奇谷险,水秀泉清,而且“五里一观,十里一宫”,历代修建的道教建筑遍布各处,有“八宫二观”之说。这“八宫”是指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五龙宫、玉虚宫、遇真宫、净乐宫和迎恩宫,二观是指复真观和元和观。武当山成为道教场地后,唐代的吕纯阳、五代的陈抟,宋代的寂然子、元代的张守清、明代的张三丰均在此修炼过。
武当山道观的修建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调集军民工匠30多万,在武当山大兴土木,营建寺庙宫观,祀奉真武大帝,以保佑其江山稳固。道观中最有名的是紫霄宫,位于武当山展旗峰下,为武当山八宫二观之首,也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宫观之一。它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宫内祀真武大帝。据说真武大帝身材高大,脸庞浑圆,披发跣足,其形象是按永乐皇帝的模样塑造的,故民间有“真武帝,永乐像”的说法。太和宫,又名太岳太和宫,位于武当山天柱峰上,建于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有金殿、铜铸宫殿及玄武大帝、金童玉女和水火二神像。太和宫前,还有元代铸造的古铜殿。
龙虎山位于江西贵溪上清镇附近,其两峰一似苍龙一似猛虎且龙头虎首相接,由此得名。在道教“七十二福地”列第二十九位。相传张道陵在山麓处修道炼丹,至今尚有丹井、丹灶、飞升台等遗迹。上清官位于上清镇东首,最初张道陵在此建草堂传教,晋代“天师”建传篆坛。唐武宗灭佛兴道,建真仙观并御书匾额。宋真宗推崇道教,赐名“上清观”。道教以玉清、太清、上清为最高仙境,以上清命名有示至高无上之意,宋徽宗复赐名“上清正一宫”,清康熙间又改称“太上清官”,但民间仍称“上清官”。
天师府位于上清官两侧,是历代天师居住和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天师府始建于宋,元明重修扩建,现存建筑基本上为明初时规模。占地五万多平方米,房舍厅堂五百余间。大门高悬“嗣汉天师府”匾额,整座府第素有“西江无双地,南国第一家”之称。
茅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和金坛两县之间,原名地肺山,山中多溶洞,有华阳洞、良常洞等10多个,茅山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并列为道教四大名山,为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和“第三十二小洞天”。相传西汉景帝时,咸阳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炼,得道成仙,号“三茅真君”,茅山即由此得名。相传东晋杨羲、许谧、葛洪,梁代陶弘景,唐代吴筠等人均在此修炼过。唐宋元诸代,宫观遍布茅山,极盛时期屋宇达5000间左右,历经战乱,至清末尚有崇禧宫、元符宫、九霄宫等三宫六观,后仅存元符宫、九霄官等宫观的部分残迹,近年来,茅山道教宫观又开始重修重建。
6.2.4
佛教及其寺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后世尊称他为释迹牟尼。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圣谛”(也叫四谛)和“十二因缘”,认为人生来就是痛苦,只有在现世不断修行,才能经过生死轮回,在来世取得幸福。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也开始了其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从而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在中国的佛教胜地中,尤以“佛教四大名山”最为著名,除五台山在黄河流域外,其余三大名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均在长江流域,这与本流域山青水秀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位于峨眉山市西南14华里处,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指大峨山,面积115平方公里,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它自古享有“峨眉天下秀”的美誉,既是道教名山,又是佛教名山。佛教于晋初上山,唐宋时佛道并存,明中叶以后,佛教后来居上,几乎完全取代了道教,山上先后有大小寺庙170座,今存70余座,且分布范围很集中,主要有报国寺、雷音寺、伏虎寺、万年寺等。(图102)
图102峨嵋山
报国寺位于峨眉山山麓地带,是入山的第一座寺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名会宗堂,取三教会宗之义,内供奉普贤(佛),陆通(儒)、广成(道)三教偶像。明末毁于火灾,清顺治时重建,康熙时改今名。寺庙依山而建,有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和藏经楼,寺内著名的文物有彩釉大瓷佛、紫铜华严塔等。山上另一著名寺庙为万年寺。初名普贤寺,创建于东晋,唐称白水寺,明万历时敕改“圣寿年寺”,今简称为万年寺。现存明代穹窿顶方形无梁砖殿,通体用砖建成,高阔各16米。殿中供奉北宋时铸造的普贤骑六牙白象铜像,高7.3米,重62吨。普贤像体态丰满,表情肃穆庄严,白象造型亦生动自然。砖殿四壁下部有小神龛24个,内各供一尊佛像,上部横龛6道,列置307个小铜佛,二者均为宋代塑造,寺庙四周风景以“白水秋风”最为人们称道,历代文人至此多有所题咏。今寺前白水池畔有“广浚弹琴处”和“李白听琴处”,池中有峨眉特产“弹琴娃”,寺前有米芾题“第一山”三字。
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境内,因此山奇秀,有九座高高的峰峦,所以被称作九子山。后来,唐代大诗人李白写下了“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的诗句,九子山遂被改为九华山。唐天宝中,新罗王子金乔觉出家为僧,名地藏,航海至此,见山明水秀,于此修行,开创禅宇。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金地臧寂,年九十九。(66)
(66)关于金乔觉的事迹各书所说不一,此处叙述依据中国佛教协会主编:《中国佛教漫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
明代因以金地藏为地藏菩萨化身而崇祀之,此山便成为地藏菩萨的圣地,山中现有金地藏塔(俗称肉身塔)。九华山有大小寺院八十余所,以化城寺为中心分布。化城寺是以金乔觉最初所建禅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名称为唐德宗建中初所赐,是九华山的第一座寺庙。其余著名的寺庙还有:东岩寺,明万历中开始建筑,后被毁,清同治中重建大雄宝殿、万佛楼、地藏殿等,遭焚后移建于化城寺东,称东岩下院,相传金地藏等宴坐于此,又称宴坐岩;甘露寺,传说动工之时满山松树皆滴甘露,由此得名,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建,乾隆中曾扩建,同治年间又重修;祗园寺,原为化城寺的僧寮,清嘉庆间,成为十万丛林,咸丰年间被毁,后又重建。百岁宫,原名摘星庵,为明万历中无暇禅师所建,因其圆寂时年一百一十岁,人们便称其住庵为百岁宫,明崇祯皇帝御题“钦赐百岁宫,护国万年寺”。以上东岩寺、甘露寺、祗园寺、百岁宫并称九华山四大丛林。
普陀山是浙江舟山群岛里的一个岛屿,素有“海天佛国”之称,是观世音菩萨显圣的道场。相传唐代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日僧慧锷请观世音菩萨像去日本,至普陀山时,狂风大作,不能前行,以为是观音不肯去日本,于是就在当地潮音洞附近的张姓民宅里供奉,人称“不肯去观音院”,后迁至灵鹫峰下,即今普济寺的前身。现在的“不肯去观音院”是在原址张氏旧宅里重建的。
普济寺是普陀山供奉观音的主刹,创建于唐咸通年间,现存建筑多为清前期所建。寺院占地3.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寺内有大圆通殿、天王殿、藏经楼等,计有楼堂轩殿约300余间。.圆通宝殿中供奉毗声观音,高6.5米,两旁为三十二观音像,栩栩如生,各不相同。
6.2.5
伊斯兰教及其清真寺。
伊斯兰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诞生于公元7世纪时的阿拉伯半岛,其创始人为麦加人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奉“安拉”为宇宙唯一的神灵,唯一的真主。其教徒称为“穆斯林”,意为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东非和南亚诸国。自7世纪中期起,伊斯兰教通过经商、贸易等方式传入中国。唐、宋时称其为“大食法”,“大食法度”,元、明时称“回回”,“回回教”,清初以至民国称“清真教”或“回教”,建国后才统称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人我国的路线有水陆两条,陆路从西北进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水路则从东南沿海登陆,进而沿江沿河上溯内地,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均留下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清真寺。限于种种原因,伊斯兰教在长江流域的传播范围远没有在西北地区广,尽管在长江上、中、下游均有清真寺,但从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北方,特别是新疆等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因其历史悠久,宗教文化气氛浓郁等原因而并称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名寺,下面就说说在长江流域的仙鹤寺和凤凰寺。
仙鹤寺在扬州市汶河路东,因其总体建筑造型类似一只仙鹤,故名仙鹤寺。据史料记载,扬州在唐宋时期为重要的通商贸易港口,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大食、波斯客商在此居住,南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扬州传教,兴建了此寺,明代洪武年间重建,后又数次重修。寺背西面东,既按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构建,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特点。礼拜殿由两部分组成,前部为单檐硬山顶,后部为重檐歇山顶,二顶勾连搭在一起。殿内宣渝台上有八角亭,系收藏《可兰经》之处,殿南侧为明月亭,又叫望月亭,亭前院内建有花坛,其中满栽牡丹、芍药等四时花卉,时有暗香袭来,点缀异国风貌的庭院。
凤凰寺位于今杭州市中心中路洋坝头巷,曾先后被称为真教寺,礼拜寺,回回堂,清道光年间始称凤凰寺,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四大清真寺之一。始建于唐,元代重建,明、清时又重修。和中国其他清真寺一样,凤凰寺的总体布局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教义,主要建筑(如礼拜殿)朝向麦加,且殿内不加任何偶像装饰。寺院坐西朝东,前为门楼,中为礼堂,后为礼拜殿。礼拜殿顶部呈穹窿形,不用梁柱,俗称“无梁殿”。屋顶翅角飞檐尖顶,富有阿拉伯风格,但穹窿顶上又覆盖着传统的八角、六角攒尖瓦顶,说明它又受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影响,因此,它是我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结晶。寺院碑廊中,保存着历代碑刻26方,其中11方为阿拉伯文,是中阿交流史上重要的文化史料。
6.2.6
基督教及其教堂
基督教是传播最广的世界性宗教,崇奉那稣为救世主,分为罗马公教、天主教、正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系及其他一些较小派系。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时的巴勒斯坦地区,4世纪成为罗马国教,11世纪时分裂为罗马公教和正教,16世纪时新教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来,并陆续分化出许多宗派。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代,称为“景教”,此后,元、明、清几度出入,几度兴亡,近代以后,则大有发展。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蜂拥而入,长江流域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江城市均有基督教传人,甚至一些边远乡镇,也可见到基督教的踪影。
教堂是基督教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在长江流域著名的教堂有上海的徐家汇天主堂,佘山圣母大堂,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武汉上海路天主堂和成都平安桥天主教堂等。下面以上海为例略加介绍。上海市最大的天主教堂是徐家汇天主教堂,是一座罗马式建筑。长79米,宽28米,堂脊高28米,钟楼高约60米,大堂可容纳4000余人,堂内有大小楹柱64根,一根大柱用10根小圆柱合成。文革时期遭红卫兵们的“冲击”,1982年才得以修复。佘山圣母大堂位于上海市附近松江县的佘山,是闻名中外的天主朝圣之地。始建于1917年,1924年在旧址上拆除重建,1935年完成,该堂基本上为文化复兴罗马风格形式,可容纳3000余人,内供有一座重达1200公斤的紫铜圣母像。
6.2.7
戏曲巡礼
戏曲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无论是中原还是边疆,都市还是乡村,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它活跃的身影。在丰富充实国人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关于中国戏曲的成长历程,简而言之,它孕育于先秦,产生于两汉,成长于魏晋,成熟于唐宋,繁兴于明清。其源头可追溯于上古时代的歌舞、巫觋活动等多种成分。在我国多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中,戏曲是集中了音乐、舞蹈、美术、叙事文学、诗歌等的综合性艺术,流行于各地的戏曲表现形式,又构成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各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在长江流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川剧、汉剧、黄梅戏、沪剧等几种。我们就以这几种地方戏为例,对长江流域的戏曲文化作一番巡视。
川剧流传于四川和云贵两省的部分地区。其表演风格真实细腻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且表演程式完美,善于利用绝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川剧有“川昆”、“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灯戏”腔一直在四川本土流行,而其余四种是在借鉴外地腔调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当地语音腔调及人民群众欣赏习惯演变而成。昆腔源自江苏,进入四川渐变成“川昆”。高腔源自江西,在保持其自身的基础上,又从四川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终致形成了川剧高腔的特有风格。胡琴,源于徽调和汉调,也受到“汉中二簧”的影响,它是由徽班、汉班和陕班入川演出时带进来的,后受四川扬琴和川梆子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弹戏有数名,“乱弹”、“盖板子”、“川梆子”都是指的它。本源于陕西的同州梆子,后经四川艺人们的不断加工改造才形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弹戏。清绵竹县令陆箕永曾作诗咏其演出盛况:“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拨檀槽拓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灯戏来自农村逢年过节时演出的民间小戏,以演乡间生活,唱民歌小曲为特色。起先这五种声腔艺术以不同的剧种分别在各地活动,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城市同台演出,才形成风格统一的川剧。依声腔流行地区为标准,川剧大致可分为四大流派:以胡琴为主的川西派,以高腔为主的资阳河派,以弹戏为主的川北河派以及声腔多样化的下川东派。(图103)
图103传统戏曲中有许多反映宋代杨家将故事的曲目,这是传说中的孟良梯
川剧剧目丰富,有2000余种。代表性的剧目高腔有“四柱”、“五袍子”、“江湖十八本”之说。弹戏以《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苦节传》为代表。胡琴剧目以清末作家黄吉安的“黄本”最为著名,如《青陵台》、《三尽忠》、《江油关》等。昆腔剧目常见的有《议剑献剑》、《东窗修本》、《醉皂》、《刀会》等。灯戏剧目有《清长年》、《拜新年》、《打面缸》、《王子告母》等。
汉剧主要流行于湖北境内长江、汉水流域,兼及河南、湖南、陕西的部分地区。汉剧声腔以西皮、二簧为主,兼有吹腔、杂曲和小调。西皮高亢激越,爽朗流畅;二簧节奏徐缓,柔和委婉,二者互为补充,相映成趣。另外还有反西皮和反二簧。前者声调悲怆,后者最为苍凉。汉剧曲牌有唢呐、笛子和丝弦三种,共400余首。
汉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湖北主要有襄河、荆河、府河和汉河四支流派。襄河流派以襄樊为中心,遍及汉水中上游,是“襄阳调”(即西皮腔)的发源之地;荆河流派以荆州和沙市为中心,伸延到荆江两岸;府河流派包括安陆、随州、孝感和黄陂四地;汉河流派以武汉为中心,又及黄州和大冶。这四个流派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借鉴,共同促进了汉剧的发展壮大。
汉剧剧目相传近千,目前尚存660多个,其中二簧戏约180多个,西皮戏330多个,二者兼唱的有70多个,另有杂调小戏若干。汉剧早期剧目以本戏为主,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进入城市后则以折子戏为主,《祭风台》、《临潼斗宝》是早期本戏的代表。二簧戏《双尽忠》、《两狼山》,西皮戏《战樊城》、《让成都》以及《打花鼓》、《六部审》是较有特色的剧目。另外,《宇宙锋》、《二度梅》、《闯王旗》和《借牛》等戏则被拍成影片。汉剧脚色分十大行:净、旦、生、丑、末、外、小、贴、夫、杂,代表人物有余洪元、董瑶阶、李春森、陈伯华、钱文奎、小翠喜等。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兴起于安徽、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在黄梅采茶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其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
纵观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清乾隆年间至辛亥革命前后,为第一阶段。黄梅戏最初由民间歌舞发展成“两小戏”和“三小戏”,后又借鉴“罗汉桩”的说唱艺术,并受青阳腔和徽调的影响才形成故事完整的本戏。演唱时载歌载舞,以打击乐器伴奏,人声帮腔,着重模拟民间现实生活,且无固定程式。演员多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以业余为主,后来又出现了利用农闲时演出的半职业班。演出场所亦很随便,或在平地,观众围坐;或用牛车拼成简易舞台。此时期的剧目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有《桐城奇案》、《七仙女下凡》等,小戏有《打猪草》、《卖斗箩》等,内容多为农村生活片断。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基本上还是农民自娱自乐的戏曲形式。从辛亥革命到建国前后,黄梅戏从农村进入城市,逐渐形成一些职业化的演出团体,如怀宁县的白云芳班,望江县的合意堂。演员也逐渐成为职业性艺人,如旦角丁永泉,生角曹增祥,丑角丁和寿等。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固定场所以进行营业性演出,如安庆市的新舞台和爱仁戏院。受京剧和其他剧种影响,对传统唱腔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人声帮腔并用京胡伴奏。此时期的新剧目有《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和《蜜蜂记》等。建国以来是黄梅戏的大发展时期,由民间小戏发展成为安徽省地方大戏,并走向全国,成为颇受全国观众欢迎的剧种。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应运而生,到目前为止,黄梅戏专业剧团不仅仅限于安徽,在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台湾甚至香港和澳门地区也有黄梅戏的专业和业余演出团体。新老艺人团结合作,在整理改编一些传统剧目的同时,也编排了一些现代剧,如《春暖花开》、《小店春早》等。《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和《小店春早》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获得好评,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更是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持久不衰,成为经典。严风英、王少舫、潘璟琍是这一时期著名表演艺术家,为黄梅戏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沪剧兴起于上海的戏曲剧种,因上海简称沪,故称沪剧,主要流行于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沪剧源于吴淞江和黄浦江一带农村中的“小山歌”,后又由此发展为滩簧调,其唱腔以“长腔长板”为主,辅以其他短曲,结构分为起腔,平腔,落腔三部分,起腔,落腔及转腔时用胡琴接送,平腔部分用清板演唱,旋律性强,曲调又分为“东乡调”和“西乡调”两种。
沪剧早期剧目多取材农村生活,演员服装多为清代农村常见装束,男戴毡帽束竹裙或戴小帽着长衫,女短袄布裙,被称作“清装戏”。19世纪后期,沪剧进入上海,剧目内容多取材城市生活,演员着西装、旗袍登场,被称为“西装旗袍戏”,此为沪剧中期传统表演形式。从20世纪30年代起,沪剧长期兼营商业性广播演唱,又因剧目中以悲剧居多,其传统唱腔由“长腔长板”趋向于缓慢宛转,产生了慢中板、慢板多板式,40年代以后,一些优秀剧目由舞台走上银幕。建国后,沪剧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第一个国家沪剧演出团体——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沪剧院前身)于1953年成立,广大沪剧演员和编排人员排演了大量反映革命传统和和现实生活的现代戏。沪剧流派众多,各具特色,较著名的演员有杨月英、筱月珍、邵滨荪、丁是娥等。代表性的剧目有《玉蜻蜓》、《孟丽君》、《罗汉钱》、《白毛女》、《芦荡火种》等。
6.3
“当惊世界殊”
长江在造福其子民的同时,也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特别是一进入盛夏,流域内各支流江水暴涨,涌人长江干流,使长江两岸堤防不堪重负,屡次决堤,造成一片汪洋,鱼米之乡顿成水乡泽国。为了降伏洪魔,造福于民,勤劳智慧的人民修建了各种防洪设施。古有李冰父子的都江堰,使巴蜀之地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今有葛洲坝水利枢纽,使肆虐的江水变得温顺,防洪发电,灌溉农田;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一期工程已胜利完工,它的建成,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长江流域的面貌,并能根治长江洪水这一心腹大患。到那时,将会真正实现毛泽东的夙愿:“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
6.3.1
古堰新姿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灌县(现已改名为都江堰市)城西,是世界上唯一尚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古老水利工程。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才“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天府’也”,成都平原也就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成都平原的富庶应归功于都江堰,否则,许多财富将荡然无存。(图104)
图104都江堰
都江堰工程的主体为渠首工程,渠首工程的关键部分由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组成。鱼嘴位于江心,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内江的水通过宝瓶口流人成都平原;位于宝瓶口侧的飞沙堰是为了调节进人宝瓶口的水流量,同时又为了防止宝瓶口被泥沙淤积而建的。整个工程充分借助于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利用密如珠网的大小河渠,在成都平原上形成一个庞大的自流灌溉系统,目前,其灌溉面积约有1,000万亩,而且还保证着成都市的工业用水。
中国传统上常用的治水方式也是筑堤束水,筑堤拦水,但这种方式费工费时,有时效果也不见得理想,再不就是治住了水而不能灌溉或行舟楫之利。都江堰工程别出心裁,它采用无坝分水技术,在江中建金刚堤作为分水堤,堤身如鱼状,人们形象地称堤首这一关键部位为“鱼嘴”。江水通过鱼嘴之后,被一分为二,分为内江和外江。如果在鱼嘴的两边用杩槎(一种简易的木制堵水工具)稍加控制,就可以改变内外两江江水的分流比例。枯水期内六外四,以保证内江灌溉用水,洪水期内四外六,以减轻内江洪水压力。这就是后人总结的都江堰治水“三字经”中的“分四六、平涝旱”。
为了使金刚堤不被洪水冲毁,四川人民就地取材,发明了一种简单而实用的竹笼法。《元和郡县志·成都府》载:“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都江堰地区盛产竹木,江中又遍布卵石,用竹子扎成长圆形的竹笼,中间填充卵石,沉入江中,就形成了一道长堤。竹笼法不受大堤基址的限制,又可以灵活改变堤的长短高低,坏毁一处不致于影响全局,只要定期整治更换,就可继续使用,既使被洪水冲垮,也很容易重建。为了减轻洪水的冲刷,又往往在鱼嘴前方和左右置放竹笼或“羊圈”(做法类似竹笼,只是做成圆桶状)。元代曾用8,000公斤生铁铸成铁牛作鱼嘴,明代曾用35,000公斤生铁铸成铁牛作鱼嘴,均被江水卷走,后来还是用竹笼法。由于竹笼和卵石之间有缝隙,当江水冲过来时,被多层竹笼逐渐减轻水势,这种以柔克刚的办法,沿用多年,直至现代仍在使用。只是在混凝土出现以后,鱼嘴才改变了以往的面貌。
在鱼嘴后面,紧接着就是形如鱼身的金刚堤,长约800米,最宽处约50米,堤身系土石筑成,两边用竹笼堆码。其修筑方法仍是“笼石附岸”,优点是“水不蛀土而渠可坚久”。这种既简单又科学的笼石法,相传是李冰发明的。后来,汉成帝时,王廷世堵塞黄河决口,也是用的这种方法。
内江水顺鱼嘴、金刚堤而下,到达宝瓶口,这是渠首工程的又一关键部位。室瓶口是人工凿成的一个缺口,位于玉垒山脚下,初名“灌口”,意即灌溉农田的入口,后又称渠口,直到明代,才因其有如宝瓶瓶口而易名为宝瓶口。古时较窄,现已拓宽,衣宽约17米,宝瓶口凿开以后,江水从此处进入成都平原,但又由于瓶口宽度有限,过量的洪水又无法进入,所以水量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图105)
图105都江堰宝瓶口
为了使宝瓶口的进水量达到理想效果,川人又在宝瓶口的对面修筑了渠首三大工程之一的飞沙堰。它有两大作用,一为泄洪,一为排沙。飞沙堰是一个长约180米的低平宽阔的泄洪道,这与我们平时所见的孔状泄洪通道不同,而其独特之处也正在于其低平而宽阔。枯水季节,内江水平面低于或相当于飞沙堰,江水就会流入宝瓶口而不再流向外江;洪水季节,内江水涨,高于飞沙堰的洪水就会流入外江,减少流入宝瓶口的洪水,保证成都平原的安全。飞沙堰不仅如此巧妙地自动调节着宝瓶口入水量,而且还有极为重要的排沙功能。纵观各国水利工程,淤沙淤泥堵塞水道是一大堆难题,困扰着许多水利工程,如三门峡水电站,每年都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清理淤泥,埃及的罗斯旺大坝也是如此,更有许多水利工程因为泥沙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废弃。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使用了两千多年,仍能继续使用,飞沙堰的排沙作用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岷江上游冲下来的江水中有泥沙,也有卵石。泥沙淤积一向是综合水利工程的难题,然而在都江堰却似乎不存在这一难题,一些外国专家对此惊叹不己。研究证明,飞沙堰之所以能排出沙石,关键在于江水直冲室瓶口侧的岩石,产生“横向漩流”,就有了侧向排沙的效果。洪水越大,宝瓶口越无法通过,横向漩流也就越大,侧向排沙的作用也就越明显,大量的沙石也就从飞沙堰溢泄到外江去了。这就是飞沙堰之所以叫飞沙堰的原因。
都江堰是一项综合性的水利工程,其功能以灌溉为主,其次是防洪和运输。
四川之所以被称为“天府之国”,是与都江堰对成都平原的自流灌溉分不开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从渠首开始,由若干渠道在下游组成的一个河道网和灌溉网。鱼嘴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主要用以泄洪,也有灌溉的作用;内江则主要用以灌溉,也有运输的作用。内江水经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经仰天窝闸后分为两股,又由蒲柏闸和江安走马闸分为四股;以下的渠道按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的顺序依次分为五级,愈分愈细,成为密如蛛网的灌溉网。多余的水一部分流入沱江,一部分回流到外江。灌溉面积的大小取决于灌溉网的大小和畅通程度。据估计,进入宝瓶口的江水如全部利用,可灌溉农田2000万亩,由于历代没有准确的统计,灌溉面积不得而知。清代后期,灌溉面积曾达300万亩左右,民国初期又降至200万亩左右。解放后,川西人民大兴水利,先后修建了人民渠、三合堰、东风渠、解放渠,都江堰充沛的水利资源得以较充分的利用,灌溉面积越来越大。单人民渠就已穿过龙泉山北段,远至中江、三台、绵阳、射洪,灌溉着14个县市的农田。东风渠也从简阳和仁寿穿过龙泉山中段和南段,灌溉着简阳、资阳、射洪,灌溉着14个县市的农田。东风渠也从简阳和仁寿穿过龙泉山中段和南段,灌溉着简阳、资阳、资中、仁寿的农田。现在,都江堰灌区已达29个县市,灌溉面积已达1000万亩,而且保证着成都市的工业用水。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第二项功能是防洪。
岷江水量丰沛,尤其是夏季,洪水量很大,如何保证广袤富饶的成都平原不成千里泽国,成都不受洪水威胁,这是修建都江堰的重要目的之一。如前所述,内江水由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如果水量过大,就由飞沙堰泄入外江,这样,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三道设施,共同制约,调节和控制着瓶口的入水量。现代水文资料表明,宝瓶口的入水量始终不会超过每秒700立方米,哪怕在高洪峰时期,也只占岷江总流量的10%左右,这就保证了成都平原和成都市的安全。当然,成都也曾遭受过水灾,但那多由特殊情况所致,如成都平原雨量过大,河道淤塞,排洪不畅所造成的。
都江堰的第三项功能是运输。
渠首工程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渠首以下的各条渠道,也是都江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冰冶水也着力于开通下游河道,如羊摩河、文井江、石犀溪、洛水等,而首要的是“穿二江成都之中”,这“二江”是指郫江和检江(今锦江)。《华阳国志·蜀志》曾记此事:“(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这段话说明了岷江水道既可通舟楫之利,又可顺流漂运木材。凭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成都人向东向南的交通方式是水路,其主要通道为:由锦江经彭山、乐山、宜宾、泸州至重庆,成渝公路修通后,交通方式才有所变化,形成水陆并重的局面。
综上所述,都江堰水利工程因其历史悠久,建造科学,灌溉面积广大而备受世人赞叹,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无可争辩的奇迹。
6.3.2
长堤阻狂澜
中国有句俗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汹涌的江水,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用土来挡,因此筑堤束水便成为最基本的防洪手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恐怕亦是如此。特别是在1954年的长江大水后,沿江各省市都把修堤防汛工作放在了首位。然而修筑防洪大堤是一项费力耗时的巨大工程。为了缩短堤线,沿江各省多采用通堵交流,并圩并垸的方法缩短“战线”。现在,长江堤防总长度约3万多公里,这些堤防经过加高培厚,整险加固,使长江干支流堤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抗洪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兴建分洪工程,开辟蓄洪区,双管齐下,治标又治本,努力提高抗洪标准。
由于地理上的原因,长江堤防工程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其中又分为干堤和支堤、垸(圩)堤,在江浙沿海一带还有海塘。干堤上起湖北枝城,下至上海市,全长3000余公里,是我国最长的江河干堤。重点堤防有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南京市堤、上海市堤以及其他重点圩垸,它们象一道水上长城,屹立于长江流域江河湖海之滨,成为中下游平原的防洪屏障,保护着沿江近8000万人口,9000万亩耕地和星罗棋布的城镇的安全。下面我们一一分述其概况。
1.荆江大堤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洪水一直是长江防洪的心腹大患,故其堤防一向为世人所瞩目,国家也采取一系列工程措施对其加固培修,使之成为保障荆北江汉平原的重要屏障。荆江是指从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的长江水面,全长337公里,因旧时地属荆州,故称荆江。荆江大堤位于荆江北岸,上起湖北枝城枣林岗,下至监利城南,全长182.35公里,是长江防洪最重要的堤段。大堤保护荆江以北,汉江以南,东至武汉,西抵沮漳河的广大平原地区,荆江地区由于地势低洼,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修筑堤垸挡水,东晋时期始筑江堤,至清顺治六年(1650年),荆江大堤最后形成整体。(图106)
图106荆江大堤
荆江大堤自筑堤以来,荆江洪水水位不断上升,为适应防洪需要,大堤堤身也相应不断加高培厚。但在历史上,大堤的培修多系溃后修复,或临险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明清两代因溃决频繁,修筑决数也多;民国时期,对堤防虽有修补,但大多工程量很小,直到解放时,荆江大堤堤身仍旧矮小,堤顶高度超过洪水水位者不过0·9米,最小仅0.5米,而且堤质差,渗漏、蚁灾、跌窝等隐患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荆江堤防工作,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分期分批对荆江大堤加固培修。首先修复洪水冲坏堤段,清除旧有军工建筑,对大堤进行加培翻筑,尔后又填压堤角渊塘,以巩固大堤根基,同时又根据历年洪水水位,不断加厚加高。
至1985年,经过30多年的不断加筑,累计完成土石方共7千多万立方米,堤身断面较之过去扩大近一倍,抗洪能力大为增强,成为荆北江汉平原的重要屏障。
2.武汉市堤
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组成,为华中重镇,水陆空交通发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市区却地势低洼,平均海拔高度仅23米左右,全赖环绕三镇的近300公里的堤防保护。与三镇的地理位置相呼应,其堤防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部分组成。
武汉市堤防约始于北宋,发展于明末,至清末张公堤建成,才略具今日堤防的雏形。但至1949年止,也未形成防洪整体。建国后,党和政府积极领导修筑堤防,才形成今日的武汉水上长城,武昌堤防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北宋政和年间修建的武昌花蕊堤(汉阳门-平湖门)。民国时期,有武泰(武全)、武昌城区堤(武昌江岸)、武丰(武青)三堤,构成武昌防御江水的堤系;解放后,又将武惠堤(西北湖堤)升为干堤,形成今天由以上四段联成的自孙家湾至白浒山的武昌堤系。汉口堤防始于明崇祯11年的长堤街段。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主持修建后湖长堤,即张公堤(解放堤)。解放后张公堤、沿江堤逐渐相连,形成汉口市区闭合型防洪堤系。汉阳堤防始
于明成代年间的零星民垸,民国后期始建江永堤。1954年后,在旧堤、堤垸的基础上重修堤防,至1985年止,全区堤防已增至50多公里,主要有拦江堤、鹦鹉堤和沿江堤。
3.无为大堤
无为大堤位于长江下游北岸,上起安徽无为县的牛埠镇,下至和县的黄山寺,全长125公里,保护着无为、和县、庐山、含山、巢湖市、肥东、肥西、舒城和合肥的沿江沿湖圩区及傍山土地以及巢湖流域的工业和淮南铁矿区。
无为县一带,早在三国时期便开始淤涨成滩。宋代开始筑圩垦殖,明正德年间,开始筑堤坝,以后在万历年间及清顺治、乾隆年间修筑。乾隆三十年将沿江各圩联成四段,形成近代无为大堤的雏形。由于江岸崩坍,江道变迁长达10余公里,退建江堤或改变堤线非常频繁,为了稳定江岸和堤防,乾隆十四年、十五年及二十九年曾分别实施石料挑溜、沉船固基、疏浚等工程。但截至1949年以前,大堤防洪能力一直很低。据记载,清代曾溃堤11次,1954年长江大水时,大通站洪水水位16.48米,超过历年最高水位1.66米,无为大堤在安庆街决口,淹没损失很大。
1954年大水后,经过几十年的维修,迄至80年代初,共完成土方4000多万方,石方200多万方,修建涵闸30多座。现在大部分堤段外滩有防浪林和外圩。原堤背有八大龙塘为重大险段,经多年加固淤填,至1986年只剩下2处。近十年来,无为大堤的加固工程仍在不断进行,据有关单位统计,堤身达标100余公里,堤防护岸林完成石方40多万立米。
4.南京市堤
南京市位于长江和秦淮河、滁河的下游,其洪水威胁也主要来自上述“一江两河”。
南京市堤主要形成于1954年大水后的1955年至1957年间,在此期间各县区分年分段予以加固,始达到现在的堤防规模,其中有一部分堤防是因塌江崩岸而退建的。南京市堤分为江堤和河堤两部分,共同形成三个保护区:由江南、江北构成的市区片;机场片;大厂、扬子乙烯片。三个保护区总面积约220平方公里,由堤防和自然高地形成一个包围圈。市区片堤防,长133公里,保护区为南京城和江北浦口区;机场片堤防长18公里,与南部丘陵地构成防护圈,内有飞机场和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大厂、扬子乙烯片,长39公里,与西部丘陵地构成防护圈,内有国家重点企业扬子江乙烯工程和一批大型工业企业。两岸江堤总长190公里,属于国家重
点堤防。其中城区两岸江堤共60公里,江心已开发的洲有新济洲、梅子洲和八卦洲三个洲,洲堤共长62公里,另外尚有港堤约270多公里。
5.上海市防汛墙
上海市位于长江口三角洲的前缘,黄浦江和苏州河从市区穿过,市区地面高度一般为3.0米至3.5米,最低处仅2.5米,台风或暴雨袭击,对上海市构成严重威胁。
解放前,上海市区没有堤防,只是为了方便水上运输装卸和防止河岸坍塌,在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一些主要地段,先后修建了一些驳岸码头和护岸工程。黄浦江外滩段表面采用砌石的混凝土护坡工程始建于1921年,扬子江驳岸码头始建于1914年,苏州河的驳岸码头和护岸大约修建于1920年左右。解放后,从1956年开始,先在黄浦江、苏州河及其它支流两岸的驳岸顶部加筑了一些简陋的防汛墙及土堤,其中外滩的黄浦江、苏州河堤防段投工较多,将原有堤顶墩柱之间的铁链、栏杆悉加拆除,改用墙砖砌筑。此外,还在杨树浦港、虬江和真如港口建造水闸挡潮。1963年,上海市城建局首次提出了“黄浦江、苏州河两岸防汛墙统一高程”的规定,并首次开始了大规模的防汛墙修筑工程。此后又两度加高加固防汛墙和驳岸,并在北泅塘等河上建2座水闸。1974年汛期过后,上海市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防汛墙加高加固工程,历经十年,终于形成了目前上海堤防工程的规模。
目前上海市的防汛墙长度,总计约200多公里,其主要形式有重力式、斜坡式、拉条板桩式及以高桩承台式为基础的混凝土防汛墙和土堤等,另有防汛闸门1300多道,能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6.3.3
神州缚苍龙
面对汹涌而来的长江洪水,仅仅利用堤防堵水是不够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堵”不奏效就想到了“疏”,关键是“疏”到哪里去。建国后,国家兴建了一批分洪工程,以减轻长江堤防的压力,避免重要堤段决口。长江洪水有明显的季节特点,当汛期来临时,大量的江水未经充分利用就白白地东流人海,殊为可惜。党和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批基本资料,充分认识了长江洪水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阶段提高长江防洪能力的计划,首先是加固堤防,提高河道的泄洪能力;其次利用沿江河湖洼地,兴建分蓄洪区;逐步在干支流兴建水库拦蓄洪水。在此计划指导下,长江防洪建设卓有成效。
1.分洪工程和分蓄洪区
长江上的分洪工程主要有荆江分洪工程的汉江分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座落在沙市荆江大堤对岸的湖北省公安县境内,1952年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流域修建的第一个大型分洪工程。这个规模巨大的工程,主体部分仅以65天时间完成,是我国水利施工中的一大奇迹。主体工程有进洪闸、节制闸和泄洪闸。当荆江出现大洪水时,进洪闸开闸分洪,能减轻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节制闸是为控制虎渡河的下泄流量而修建的。此外还有周长200多公里的分洪区围堤及分洪区内的临时避洪安全设施等。为防备更大的洪水,后又在其邻近开辟了涴市扩大分洪区和虎西备蓄区。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便派上了用场。1954年7月到8月宜昌连续出现三次大洪峰,水量罕见。北闸三次开闸分洪,终于使荆江大堤转危为安。
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是50年代初期建成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汉江下游水患的严重威胁,它位于湖北仙桃市郊,1955年开工,1956年建成。其工程主要由上游鱼嘴、引水渠、分洪闸和分洪道等部分组成。分洪闸为主体工程,共有30孔,设计进洪流量4000立方米/秒。分洪道长20公里,平均宽800米。引水渠位于分洪闸的上游,长350米,宽406米。杜家台蓄洪区面积460平方公里,由167公里围堤形成,有效容量15亿立方米。
杜家台分洪工程建成当年就两次分洪,作用十分显著,尤以1964年10月6日和1983年10月7日两次分洪流量最大,意义也更为重大。这两次洪水都是汉江多年罕见的洪水,它及时分洪和丹江口水库的调蓄,使汉江堤防得以平安渡汛。
长江干支流的分蓄洪区除了上述的荆江分洪区外,还有洞庭湖蓄洪区、洪湖分蓄洪区、武汉附近蓄洪区和湖口附近蓄洪区。
洞庭湖蓄洪区包括钱粮湖、民主、共双茶垸等24个垸(场),蓄洪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有效蓄洪总容量160余亿立方米,以上诸堤垸之间相对独立,可发挥双重功能:一是可分蓄长江干流洪水,二是可对湘、资、沅、澧四水局部洪水起调蓄作用。
洪湖分蓄洪区位于湖北洪湖市和监利县境内,其主要工程是300公里的围堤,由主隔堤、长江干堤和东荆河堤组成。其任务有二:与洞庭湖蓄洪区共同承担城陵矶附近区域需要分蓄的超额水量;承担荆江分洪区容纳不下的水量,通过人民大垸把无量庵吐泄的洪水导入洪湖,保持上下荆江的泄量平衡。
为了确保武汉市的防洪安全,在武汉附近安排了六个独立的分蓄洪区,有效容量100亿立方米。这六个分蓄洪区分别为西凉湖蓄洪区、东西湖蓄洪区、武湖蓄洪区、张渡湖蓄洪区、白潭湖蓄洪区和杜家台蓄洪区。这六个蓄洪区运用水位从汉口武汉关水位29.5米为基准,视来水组合情况,分别启用六个蓄洪区。此外在汉江中下游还有18个蓄洪民烷,总蓄洪容量34.6亿立方米,设计分蓄洪量24亿立方米。其作用是当汉江出现大于20年一遇、小于1953年洪水时,分蓄多余水量,从而使汉江防洪能力在其他防洪工程的配合下达到百年一遇的标准。
湖口附近蓄洪区包括鄱阳湖蓄洪区和华阳河蓄洪区两部分。鄱阳湖蓄洪区计有方州、斜塘、黄湖、珠湖和康山等圩垸,蓄洪区面积近3500平方公里。华阳河蓄洪区位于长江北岸安徽省望江、宿松和湖北省黄梅县境内,蓄洪区面积1460平方公里,设计蓄洪水位19.82米,主体工程有8公里长的黄广大堤,2.4公里的新开河拦河坝,6.7公里的合成圩东隔堤,45.2公里的百里长堤。
湖口附近蓄洪区的任务是保护无为大堤、鄱阳湖水系重点圩烷及下游重要城市的防洪安全。控制运用水位为湖口水位22.5米,视来水相机启用。若洪水主要来自长江,则启用华阳河蓄洪区;若江水主要来自鄱阳湖水系,则启用鄱阳湖蓄洪区。
2.水利枢纽工程
筑堤束水,加固堤防和修建分蓄洪区只是被动地适应长江这一“苍龙”,当汛期来临时,这些水利工程有时会不堪重负,汛期过后,却又有惨遭闲置和遗弃之感。为了充分全面地利用长江丰富的水利资源,造福沿江两岸人民,许多卓有眼光的领导人就提出建坝拦水的构想。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实业计划》提出:“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毛泽东也提出他的大胆设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现在,他们的设想终成现实,继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后,我国又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兴建,二者就象两把钢索,拦腰缚住“苍龙”。
葛洲坝水利枢纽位于宜昌市北郊,长江西陵峡东口,南津关下游3公里处,1979年动工兴建,1989年二期工程竣工。它是长江干流上第一座水利枢纽,为三峡水利枢纽下游航运梯级,其主要建筑有通航船闸、水电站、泄洪建筑物等。大坝坝顶高程70米,设计蓄水位高程66米。大坝的建成,使上游水位抬升20多米,可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葛洲坝有三座船闸,1号闸和2号闸一次可通过总载重1.2—1.6万吨的大型船队,每次过闸时间为51—57分钟,3号闸可通过3000吨级以下客货轮和小型船队,每次过闸时间约40分钟。泄洪闸建在二江,27孔,最大泄洪量为83,900立方米/秒。冲沙闸分设在大江和二江,各6孔。大坝上游有两道防
淤堤,下游有多座导墙,底部有几千米长的廊道。
葛洲坝水利枢纽只是前奏,真正的重头戏当属三峡工程。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葛洲坝西38公里处的宜昌三斗坪镇,现正在建设中。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之一。其主体建筑为拦江大坝、水电站和通航建筑物。拦江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全长1983米,坝顶高程为185米,正常蓄水位为175米,中间为泄水坝,两侧是水电站厂房坝和挡水坝。泄洪坝处于主河槽的中右部,长483米,设有23个7×9米的泄洪深孔和22个宽8米的泄孔表孔,泄洪能力达每秒10万立方米,水电站是坝后式厂房,布置在泄坝的两侧,由引水管道经过坝身引水发电。左侧厂房装机14台,长634米,右侧厂房装机12台,长576米,每台单机容量均为7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量为847亿度。通航建筑物布置在左岸,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双线五级船闸,二是承船厢悬吊总重量为11500吨的升船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升船机。(图107)
图107三峡工程大江合龙
大坝建成后将形成一个从宜昌到重庆,长约600公里,水面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的巨型水库,真正的“高峡出平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川江的通航条件,一些暗礁和险滩将永远地在水下“保持沉默”,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长江的防洪。三峡水库控制着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的来水,基本上解除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将成为历史。到三峡工程全部建成时,长江将不再“怒吼”。(图108)
图108三峡工程施工
葛洲坝水利枢纽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只是长江干流上两个重要工程,另外,在长江各支流上也有许许多多星罗棋布的大小水利工程,它们和众多堤防、分蓄洪区围绕在长江周围,共同制约着长江洪水,使之不再“大雨大灾,小雨小灾”,而是变害为利,造福人民,造福社会。当然,要最终降服长江洪水这条“苍龙”,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长江防洪,任重而道远!(图109)
图109三峡工程枢纽模拟图
6.3.4
未来的展望
长江流域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其经济、文化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由于其地理位置适中,接东西而摄南北,具有极大的区位优势,因此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将发挥特殊作用。对于以上各点,本书已作了多角度的反复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正是由于长江流域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各方人士均极为关注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大家在各种场合提出了许多关于长江今后走向的规划和设想,对这些规划和设想,我们只能择要作一些介绍。
对于长江流域在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地位和作用,一些学者着重强调了以下四点:
一是主力作用。目前,长江流域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生产的40%,若能继续保持并有所提高,全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有了很大的保证。
二是后劲作用。与全国南北中几大横向地带比较;长江开发条件最好,经济实力最强,潜在优势最大,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若能得到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可以切实而有效地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后劲,使全国经济出现显著的增长。
三是推动作用。长江跨越了我国三大地貌构造单元,并与我国三大经济梯度地带相交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极。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尔鲁克斯认为:增长不是每个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增加的,相反,在不同时期,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于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这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一般聚集在某些地区。又由于这些部门和行业聚集的地区常常是中心城市,于是,这些中心城市就成为发展极。发展极对它所在的广大地区能引起扩散效应。发展极理论者的政策建议是,如果一个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缺少发展极,那就应该创造发展极。显然,欲使我国经济迅速起飞,就必须根据区域不平衡发展状况创造发展极,使条件优越的地区尽早达到经济起飞的临界点,进而实现经济崛起。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虽然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某些条件稍次于沿海地带,但仍不失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极。它的起飞,必将推动全国其它地区发展,从而逐步使全国生产力布局,经济发展水平走向均衡。
四是联结作用。长江适中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靠西移的最佳通道。不妨比较一下国内其他一些与长江相似的地带:其一,黑龙江和松花江偏悬东北一隅,就整个东北地区而言,其经济技术能量对全国大部分区域辐射能力有限;其二,黄河不具备较好的航运条件,该流域商品经济根基不深,而且整个北方因严重缺水大有难以自救之虞,因而在经济技术的东西向推移中不无局限性;其三,陇海线虽横贯万里,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桥”,但在横向上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低谷区”,在东西推移中难充当大任:其四,珠江虽跨东西二地带,但工业技术基础薄弱,又处东南一角,在推移中也难以发挥主力军作用。而长江流域牵及全国东西南北中,在组织跨地域、大规模的横向运动上,具有以上四大地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东靠西移中,促进东西结合的历史使命将首先而且将来也主要会落在长江身上。(67)
(67)顾新华、顾朝林、蔡建辉等著:《长江在呼唤——长江大流域经济开发战略研究》,第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
在勾画长江流域的未来蓝图方面,一些学者预测,到2020年,长江流域将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雅、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达的流域。届时,长江流域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地球上。其具体表现为:一,造福子孙万代。到那时,长江流域的水利资源将会得到充分利用,水旱灾害将得到有效控制,长江将驯服地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造福:二,成为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教和科技的地带。长江流域自古人杰地灵,科技方面建树颇多,今后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带;三,成为繁荣富裕的大流域经济区。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以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及其他运输线为纽带把各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长江水域,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成为经济水平较高、繁荣富裕的大流域经济区。这个经济区将是我国内陆通海、面向世界的大系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高度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将达到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它将是我国领先实现现代化的大经济区域。(68)
(68)详见张思平、白康斌、袁运良等著:《长江经济开发战略》,第22—26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
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能仅仅考虑到自身的和眼前的利益,还要考虑到他人和子孙万代的利益。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面对着与经济快速增长同步出现的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人们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世界各国首脑达成了如下共识:可持续发展是全球性的战略,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生活提高的需要,又不能影响子孙后代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它说明人类已经意识到再也不能无控制地发展下去了。中国政府积极呼应着这种新的发展理论,《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以可持续发展为国策的决心和行动。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学者们展望了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在《可持续发展与长江地区发展战略》一书中,作者从多个层面论述了长江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69)
(69)马蔼乃主编:《可持续发展与长江地区发展战略》,第336—345页,武汉出版社,1999年10月。
长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将以上海为龙头由东向西辐射,以沿江为轴向流域腹地辐射。这涉及到长江地区的人口控制,包括优生优育问题、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农村人口城市化;多种生产力的改造,包括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工业的改造、大力发展服务业、抓住信息化机遇;发展的连锁响应。长江地区的自然环境前景。这涉及到以长江水系为主的资源系统,包括长江的水量开发、长江的水能开发、长江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平原、丘陵、山地环境系统,包括小盆地的发展、水土肥的转移、多姿多彩风景文物的保护;农业生态系统。长江地区人地协调发展前景。这包括人口子系统、地理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而且,由于长江所处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还将产生可观的辐射作用,这方面可以探讨的问题有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互反馈作用、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互反馈作用、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互反馈作用等。
确实,长江流域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亚洲和世界的问题。还是在1997年12月,费孝通先生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20世纪向21世纪的转折,从经济上看,就是要从国际经济转向洲际经济。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格局,将是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块基地的工业力量,利用非洲、澳大利亚、南美洲的资源形成一个远洋交通所联络的全球社区。在这样一种格局中,中国要适应这个变化,要跟得上去,至少要有个深水港;有能停靠20万吨以上级货轮的码头。有了这样的接触点,中国才能进入洲际经济。而从各方面分析看,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无疑将成为东亚地区和世界五大洲经济往来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在洲际经济,东亚地区可以成为中心和门户的地方,香港也是一个。但是香港的发展要依靠华南这一块腹地的开发。没有腹地是不行的。长江三角洲是一块东方大港的广大腹地,是中国历史上开发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是块熟地,不是生地。有这样的优势,如果现在定位比较准确,将来搞得好的话,可以超过香港。东亚地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应该落在上海。上海应瞄准这个大格局和大目标去做事情,不要分心。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把工业一层层分出去,利用贸易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起来,这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70)(图110)
图110长江出海口
(70)详见费孝通《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前景》,《读书》,1998年第2期。
说长江流域的发展问题与中国的、亚洲的乃至世界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并不是说长江流域的发展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会跟着解决,而是说长江流域发展得好会对其他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一部长江流域的社会文化发展史已经向人们展示了长江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而在四万万长江儿女的共同努力下,长江一定还会有更为美好的今天和明天。宋代词人苏东坡的《念奴娇》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千年后的另一位词人毛泽东的《沁园春》则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年来,在长江流域这个大舞台上,长江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出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今天的长江人自不会辜负所处的时代、不会辜负肩头的使命,定将书写长江历史、长江人历史的辉煌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