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人类的源地

根据考古学家的一致意见，史前时代即相当于石器时代。我国史前先民创造了史前文化，奠定了文明时代的根基。那么，长江流域是否也有史前时代呢?如果有，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史前长江文化的奥秘何在?对此，中国古代就有学者进行过探索。在汉唐学者的一些著作中，可以读到有关洪荒时代人类活动的片断传说文字，包括一些推断性的结论，有的极有见地。但是，古人对长江史前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长江史前先民创造的主要文化成就，终归是知之甚少，不可能有系统科学的认识。对长江史前社会与史前文化的科学认识，还是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后。史前考古学家们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掀开了长江史前文化的红盖头，大略看清了其
真正面目。

4.1.1

远古的遗存

众所周知，人类这种世界上最富灵气的动物是起源于古猿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直接祖先是腊玛古猿，生存年代为距今1400万一800万年前。腊玛古猿属“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可能有了初级语言交流。人类学家把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南方古猿(早期直立人)，开始直立行走，已能打制简单的石器，生存年代一般认为距今300万一200万年：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开始用火，能制作较复杂一些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00万一30万年；古人(早期智人)，体质上接近现代人，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能制作不同用途的标准石器，时代距今30万一5万年；新人(晚期智人)，掌握了雕刻和绘画艺术技能，开始制作装饰品，年代距今约5万年。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亚洲高原可能是人类的摇篮，而中国长江流域上游的云贵高原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当属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如这里相继发现了1400万年前的云南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云南禄丰腊玛古猿、300万一400万年前的元谋腊玛古猿、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及170万年前元谋人。这些腊玛古猿和早期人类化石及石器，有力地加强了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的论据，为此，西方学者将其誉为“人类起源的新光芒”。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是从长江上游的云贵高原逐渐向长江下游和黄河流域扩散、迁徒的。（21）

（21）转引自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长江流域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比较多。属直立人时代的有元谋猿人、巫山猿人、郧县猿人、和县猿人、巢县人等，其突出代表是元谋猿人。它是1965年5月1日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西北的褐色粘土层中发现的，共有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牙齿为浅灰色，石化程度甚深、牙齿上有裂纹数处，裂纹为褐色土所填充。两颗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同属一个成年个体，从门齿硕大等形态观察，为一青年男性。据中国地质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土10万年，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经过对两颗门齿深入的研究发现，元谋人具有发达的铲形舌窝，铲形舌窝是现
代蒙古人种的特点。这就是说，元谋人的这一特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人种起源的研究课题。
1973年冬季，科学工作者在元谋人化石产地又进行了多种学科的大规模的发掘和研究，出土了大批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炭屑等文化遗物。贾兰坡先生认为炭屑是人工用火的遗迹。这样就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从北京人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元谋猿人是迄今所知的我国境内最古老的直立猿人，这表明早在100万年以前长江流域就有人类居住了。据此，人类学家对元谋人生活状况进行了“复原”：远在17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元谋盆地群山起伏，林木繁盛，山上松林四季常青，还有落叶的  木、桦树分布其间。在茂密的丛林里，凶猛的老虎、豹子出没无常；广阔的草原上，成群的马、牛、羊、鹿等，有的在觅食、有的到处奔驰戏耍；在靠近水的地方还经常屹立着觅食的大象。元谋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手持木棒和石器，或赤手空拳与野兽进行搏斗，他们也经常去湖滨、草丛地带采集植物果实，捕捉龟、蚌之类的小动物，以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当时的人类常常受到疾病、猛兽或恶劣气候的侵袭，生活极为艰苦。人们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利用简陋的工具，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古人在文化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长江流域内有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发现的1件残上颌骨和1枚臼齿，安徽巢湖市银山发现有不完整的枕骨、上颌骨各1块和臼齿6枚。
新人属人类进化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现已发现10处以上的遗址。主要有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的1个头盖骨和1块完整的骨性硬腭，还发现骨锥1件，贵州普定县的穿洞发现1个头骨和石制工具等，云南丽江收集到3段股骨，其后在木家桥又发现1个少女的头骨化石，江苏泗洪下草湾发现一段股骨。人类学家们对这些入骨化石又结合其他地区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从体质特征上看，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并且还认为“已具有黄色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例如：颧骨较大而向前突出，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鼻根点并不低陷。梨状孔宽，其下缘不成锐缘而低凹。鼻前棘小，犬齿窝不明显，齿槽突颌程度中等。有下颌圆枕，上门齿呈铲形等”。这些是现代蒙古人种中常见的体质形态。“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22）

（22）转引自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5—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前，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非常少。自50年代以来，长江上、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至少有数千个。这些遗址的发掘，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上游地区：在长江上游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云南已知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达300多处，其中较重要的有宾州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晋宁石寨山遗址等处。贵州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迄今已知有中河、可乐、白云、青场等处。四川长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川西南的礼州遗址最具典型，被定名为“大墩子——礼州文化”。
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江汉地区主要有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在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的鄱阳湖及赣江流域一带，则分布着一些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代表性的有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山背文化遗址等。
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彭头山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澧水下游平原，迄今发现的主要遗址除彭头山外，还有李家岗、刘家湾、肖家岗、黄麻岗、胡家坟山、曹家湾、宋家溪等处。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前或更早。彭头山人已有稻作农业，这里出土有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实物。陶器以夹炭红皮陶为主，多饰绳纹，器类主要有罐和钵。石器除磨制的外，还有较多细小燧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已出现大型地面建筑和小型半地穴式建筑两种。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溪、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因发现于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区域东起鄂中南，西至重庆，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其遗址除大溪外，迄今发掘的还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和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和划城岗等十多处，年代距今约6400—5500年前。大溪人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陶器造型规整，注重外表装饰，有黑绘彩陶；居住红烧土建筑的房子，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墓地，流行屈肢葬式。屈家岭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重要遗址除屈家岭外，还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松滋桂花树(中层)、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等处。约为距今5500—4500年前。屈家岭人的陶器工艺稍高于大溪人，有套间和多间连建的居址，也有涂抹白灰面的现象。
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有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江苏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安徽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因1973年首先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而得名。其主要分布范围是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其年代早至距今7000年。这一发现改变了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远古文化摇篮的传统观点。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这里普遍发现稻谷堆积，稻谷、稻叶、谷壳交相叠压，厚度一般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超过1米。据堆积的面积与厚度计算，稻谷总量约在100吨上下。稻谷刚出土时色泽如新，在阳光下闪着黄澄澄的金光，稻杆碧绿挺硬，甚至连颖壳上的纵脉和稃毛皆清晰可辨。据专家鉴定，主要是人工栽培的稻谷；其中也混杂着少量采集来的野生稻谷，人工栽培的稻谷有籼有梗。它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姆渡文化原始手工业也很发达。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烧成温度已达到1000℃左右。此外，河姆渡文化的木作工艺、骨器制作、编织业、纺织业都比较发达。雕塑品制作精致，形象生动，显示了精湛艺术。这里还出土和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和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址及干栏式建筑等。
良渚文化因首先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发现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常州一带，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内涵丰富。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手工业发展比较全面、兴旺，主要有纺织、竹编、制木、制玉和制陶等。特别是1986年、1987年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比较大，一般长3米、宽2米、深1．3米左右，墓内原可能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器；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有被后世视为珍贵礼器品的玉器成批出土，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多件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鸟、鱼、龟、蝉等，精美绝伦，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公分、重达6．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有繁褥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圆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踞，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观察，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和良渚人的信仰与追求。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良渚文化的祭坛位于反山土冢东北5公里的瑶山上，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似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地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7．7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围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以砾石迭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礼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创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祭坛上分两排埋葬着12座墓，各墓都出土有成批玉器，其中以埋在中心红色土台上的墓葬出土的玉器最多，有的多达148件(组)。这批玉器制作精良，有富有神秘色彩的玉琮，透雕玉冠、冠状饰、三叉形器等，其上大都雕刻有神徽，使人望而生畏；还有象征权力的玉钺、龙首牌饰；也有鸟、璜、带钩等装饰品和嵌玉漆器等高级用品。这些墓主生前很可能是祭祀苍天、大地、神灵的祭师或巫觋。
反山土冢与瑶山祭坛墓地的发现，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与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良渚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

4.1.2

追寻祖先的足迹

在长期的历史传说中，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开创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始祖，为我们民族的繁荣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因此，炎帝和黄帝成为了我们民族团结统一的庄严象征，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自称“炎黄子孙”。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长江文化的始祖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就文献资料来看，古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今人的考查来看，也存在多种观点，不过，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来看，炎帝可推为长江文化的“人文始祖”（23）

（23）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1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炎帝，一名石年，又称为神农氏。《国语·晋语四》载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韦昭注引贾侍中云：“炎帝，神农也。”《绎史》卷五引《新书》还说，黄帝和炎帝两人是“同母异父兄弟”。他们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其后各自渐渐成为了强大的部族，“各有天下之半”。人们就将作为两大部族首领的黄帝、炎帝的名号来代替两大部族的名号，称为黄帝族和炎帝族。两大部族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战争。这就是通过神话传说反映的历史大概情况。神话传说中的黄炎之战，最为猛烈壮观。传说他们第一次战争的战场是在阪泉(今河北省涿鹿县)，黄帝统帅着狗熊、人熊、豺狼、豹子、老虎等猛兽做前驱。拿雕、鹰、鸢等猛禽做旗帜，和炎帝的军队激烈地战斗多次，终于将炎帝打败。传说炎帝战败后，就与黄帝联合起来，两人从此又友好相处，因而并称为“炎黄”。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神农氏“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列山即烈山，意为放火烧山，将草木烧成灰肥后，以备农耕播种，这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曾在南方地区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在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流行。连山即烈山之音转。所谓火德王、炎帝等名称，便是神农氏创造刀耕火种的功德，被后世所赞颂，故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云：“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至今在湖南酃县还传颂着炎帝成长的故事。
洣县地处湖南东南，它东邻井冈山，  接南岳衡山，北连株洲、长沙、南联广东韶关。境内多山，洣水贯穿南北，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洣县塘田乡(以前称康乐乡)洣水江畔，有一片蜿蜒起伏的山坡，古时候经常有白鹿出没，人们把它叫做白鹿原，也叫鹿原陂。坡上森林中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墓，据说就是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
关于炎帝神农氏殁葬的记载，最早见晋·皇甫谧著的《帝王世纪》。到了宋代，太祖登基，遍访天下古陵，终于在康乐乡白鹿原觅见炎帝陵，于宋乾德五年(967年)建庙奉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据文字记载，自唐王朝就开始了对炎帝陵的奉祀。宋代建庙以来，官民朝拜，更是络绎不绝。据《炎陵志》及《酃县志》等书记载，炎帝陵藏存的历代王朝祭文碑碣就有六十多块。明清两代每逢国家大事，如即位、立储、灾荒、战争等，都要派遣特使到炎帝陵告祭，举行大典。州府县官每年春秋也要举行时祭，宰牲焚香，行礼如仪，十分隆重。平时逢年过节，酃县本地和邻近各县前来拜谒进香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近年，湖南乃至全国各地百姓以及海外侨胞，也纷纷瞻仰礼拜。
炎帝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创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创造的这些文化传说已成为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木制的耜、人工栽培稻、陶器、纺织工具等，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均有出土。概括起来，历代文献所述炎帝的主要功绩有如下诸项：
发明耒、耜等农具。《白虎通义》卷一上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教天下之民种五谷。《帝王世纪》说：炎帝“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管子·轻重篇》说：“神农作种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又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干宝《搜神记》说：神农“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尝百草，创医药。《淮南子·修务训》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也说：“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路史·外纪》亦云：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茏，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这些记载，均生动地描述了炎帝在与自然、与疾病的斗争中，不断探索、实践、发现发明和总结医药知识和经验的情景。据说，他就是因为误尝了“断肠草”(也叫“王药”)中毒而死的。后来，医生们根据炎帝传下来的药方，整理成《神农本草经》流传后世，造福人类。
发明纺织技术，使人们穿上了植物纤维织的衣服。《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
国中为市，发明商业。传说炎帝在位期间，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吃的东西越来越丰足。一天，炎帝到一个平原的地方巡视，问大家生活过得怎么样。一位老人说：现在粮食充足，就是单调一些，我们这里生产稻谷，其它东西就少些，要是能互相交换东西就好了。炎帝认为这个想法好。于是召集群众商议，要开辟市场，让大家把出产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根据需要互相交换。当时没有钟表，也没有记录时间的方法，凭什么来确定交换时间呢?炎帝想了想，告诉大家拿太阳来做标准。太阳当顶的时候，就在市场上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就散市。于是每天一到中午时分，附近的人都把各自用不完的东西拿到一个商定的中心地点来交换。五谷、鸟兽、鱼虾、野果，还有晒制的兽皮和编好的麻布、粘土做成的陶器、用铁铸成的杵臼等等，五花八门，摆满了一地。大家都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进行交易，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从此以后，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加丰富多采，慢慢地全国推行了这个日中为市的办法。直到现在，许多地方的民间圩场，还保留着日中为市的习俗。（24）

（24）株洲市修复炎帝陵筹备委员会、酃县修复炎帝陵工程指挥部编：《炎帝和炎帝陵》，第100—10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11月。

发明制陶技术。《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云：“神农耕而作陶。”《资治通鉴外纪》亦云：“神农……作陶，冶斤斧。”陶器的发明制作在人类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这前，食物的加工处理只能用烧烤的办法，有了陶器，便可用煮或蒸的方法加工处理食物。蒸、煮过的食物，可以更彻底的消毒、灭菌和杀死寄生虫，更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陶制储器又便于谷物、水和液态食物的贮存，减免食物在贮存过程中的耗损和霉变。



4.2

民族的摇篮

近二十余年来各种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具有多源和多根系的特点，其中，长江区域文明就决不晚于黄河地区。长江流域的先民们不仅奉献了许多令人赞不绝口的区域文明之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使这个庞大的流域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又一个发源地，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摇篮。

4.2.1

灿烂的长江文明（25）

（25）此段叙述参考了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1章第6节，该书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文明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较高文化水平的产物，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还有待完善，对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究竟有哪些尚存有争议，但有这么几条标志已得到一致的认可，即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心——城市，发明了文字，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城市、文字、冶金可作为文明的三要素，其中又文字最为重要。当然，三要素也并非缺一不可，世界六大文明中的墨西哥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秘鲁文明没有文字，埃及文明没有城市。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明也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仅具备文明的三要素，还有其它文明所不具备的东西。传统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开端于夏禹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但从现今考古资料来看，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还要早，至少约在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已迈向文明时代的门槛，基本具备了各种文明的要素，进入到了文明时代。
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人们，凭借自己的艰苦劳动和努力，使生产得到了大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前进。辉煌、灿烂、生气勃勃的长江文明就这样诞生了，它不仅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对海外各地区文明的发展，或早或晚起到了推动作用。
尽管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精神文明也很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难以清晰再现，因此，仅对其物质文明作一个简要介绍：
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长江流域水稻的栽培，以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谷为最早，距今大约9000年，这还不是中国史前时期栽培稻的开始，由于最早的栽培稻迄今还未发现，对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形成各家不同的看法。在短期内还难以统一，但不论哪种说法，都包括中国南方在内，尤其是云南一带，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这一发现证实，中国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世界其它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泰国，距今只有6000年上下。
长江流域以及华南等地区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等地区内的粟作农业，是中国史前时期南北的两大农业系统。中国目前水稻种植的总面积达5亿亩，占全国粮食作物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生产稻谷最多的国家，占世界稻谷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史前人们对水稻的栽培种植和发展，直到现在，仍对国计民生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稻谷，它或许是水稻栽培文化传播向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东南太平洋地区的起点。
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中国是举世公认的蚕丝起源地，至于起源于何处，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但年代并不确切。
长江流域从考古资料分析，从野蚕驯化为家蚕的过程比黄河流域的要明确。若以大约在65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遗址第3层牙雕小盅上刻的蚕纹图案，作为由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开始，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在吴江梅堰袁家埭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的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围绕器壁一周的五条蚕纹，每条蚕的头向一致，蚕的头部和身躯都与现代的家蚕形象酷似，说明了良渚文化已经饲养了家蚕。更重要的是吴兴饯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了家蚕丝织品——残绢片和丝带、丝线等遗物。绢片残长2．4厘米，宽1厘米，为平纹织品，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48根，经鉴定为家蚕丝。可见，不论从蚕线的出现年代上看，抑是由野蚕驯化为家蚕的过程而论，长江下游都是中国蚕丝起源的地区。（图50）

图50桑园


野蚕丝被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人们发现其可以作为人类纺织工艺上的一种重要原料。从养蚕到吐丝作茧，再由蚕茧缫丝，织成绢帛，其间要经过许多复杂的工序，是他们经历了多少代的劳动实践，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所取得的成果。古代西方国家的人们对此赞不绝口，称中国为丝国。所以，蚕丝的秘密被长江下游史前时期人们发现并把它揭露出来，这是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一个大贡献。
苎麻织品的产生又是一个突破。苎麻是一种草本植物，宜于在高温多湿之地生长。江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于苎麻生长繁殖。在长江流域有繁茂的野生苎麻丛生。《农桑辑要》一书中说：“苎麻本南方之物”。苎麻的纤维细而轻，韧性强，又不绉缩，有光泽，是一种优良的纺织原料。
在考古资料中现已发现的苎麻织品的实物，是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三块苎麻布和苎麻绳等。苎麻布均为平纹织品，每平方厘米经线为24—31根，纬线为16—20根，可见，纺麻技艺已经是相当的高超。
干栏建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传世杰作。干栏式建筑是中国江南等地的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居住房屋。余姚河姆渡遗址第4层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的特点是立木桩构成框架，建成高出地面的一种房屋形式。它是适宜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多沼泽、湖泊，又有充沛雨量的潮湿地带。直到现在，还可见到这种干栏式建筑或其遗迹。
干栏式建筑的居住房屋，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以中国为最早，已有7000年的历史了。它有一套相当完整而进步的木建筑上使用的榫卯结构和企口的拼接技术，无疑不可能是干栏式建筑的初创时期，它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是在建筑实践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提高而取得的成果。所以，干栏式建筑初次在中国产生的年代，还得往上推，而确切的可靠资料的获得，还是有赖于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
生漆的利用是史前文明的一大成就。漆树原产于中国，是一种著名的特产。对漆树的利用，与水稻的种植驯化一样，是史前文明的一大成就。能够认识到漆树的液汁是一种重要的工艺材料，是史前时期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一大突破，这个突破以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第3层发现的一件木质漆碗为最早，距今已有6500年左右的历史。木制漆碗是在碗壁的外表涂上薄薄的一层红色漆。这种漆绘物器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应用已是相当普遍。
漆器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它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流传到日本等许多亚洲国家，成为一门独特的手工艺。中国漆器开始西传，大约是经波斯人、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很受当地人们的欢迎。
玉器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玉的民族。因为中国古代认为玉是祥瑞之物，故对它有着特殊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是源远流长的。在距今七八千年或稍晚的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等发现的玉器，不论制作、器形上大多与其他器物有不同之处，显示有着与众不同的功能。

4.2.2

巴蜀文化

浩淼的长江从中西部高原奔腾而下，穿过险峻壁立的峡谷，一泻千里，经巴蜀之地扑向汉荆平原，一路上裹挟着风尘和无数的支脉、细流，造就了大江东去的宏伟气势。最后在中国东南平原上构建了肥沃的三角洲，天地灵秀之气孕育了长江流域神奇、秀丽、婀娜多姿的山水。滔滔江水，滚滚波涛，冲刷、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富饶的土地上勤劳、聪明、勇敢的人们正在谱写文化史上新的篇章。其中，尤具特色的是长江的三支奇葩，三朵独特的竞相开放在周代的区域文明之花。它们分别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为长江上游地区的巴人和蜀人所创造；荆楚文化为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楚人所创造；吴越文化则为长江下游地区古代越人所创造。
“巴蜀文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得名，据邓少琴先生考证，是因为“巴蜀两国在古代均以虫命名，其字从虫。巴为蛇，而蜀为蚕，各以之作为图腾，成为两个部族。最初以物名其地，并以称其人，此为巴蜀得名之由来。”（26）

（26）邓少琴著：《巴蜀史迹探索》，第1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关于“巴蜀”一词，董其祥认为，它“实含三义。一为族称，二指地名，三为图号。就族称言，指在四川范围内的古代居住的人类共同体，由民族部落、部落联盟，直至建立国家；最后，大部分融于华夏族；一部分经迁徙演化为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某些部类。就地名言是以今日四川盆地为中心，旁及陕西南部，湘鄂西部、云贵北部，金沙江横断山脉以东的大片地方，即秦汉时巴郡、蜀郡、汉中郡及南中各郡所辖之地，都是巴蜀的范围。汉魏之际，逐渐指三巴(即巴、巴西、巴东郡)，三蜀(即蜀、广汉、犍为郡)之地，范围逐渐缩小到今四川东部。就国号来说，是指四川地区在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后，分别形成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两个社会群体。其时代略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相等，下限可到秦灭巴蜀之年(公元前316年)。”（27）

（27）董其祥：《巴蜀社会性质的初探》，载李绍明、向林、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第23页，巴蜀书社，1991年。

至于巴蜀文化，则是指四川(指重庆未划为直辖市之前的四川。下同)
境内古代巴、蜀两族先民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时代大约从殷商晚期至战国、秦汉。它是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最为发达的青铜时代文化。四川古称巴国、蜀国，或叫巴人、蜀人，同时住在盆地之中，各有丰富的传统和记载，犹如一枝出水的并蒂芙蓉，互相辉映，光耀了中国西南历史的篇章。自秦统一中国，借助巴蜀之人力物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两汉继承秦帝业，改称巴蜀、蜀郡，直辖中央，合为一体，简称蜀。直到今日仍以蜀称。
蜀族活动的范围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今四川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段记载，除帝喾为帝颛顼之误以外，均与《帝系》相应。作为政权实体的蜀同商朝有着密切关系，商代甲骨文中即有“征蜀”、“至蜀”、“在蜀”和卜问蜀之收成的记录。在《尚书·牧誓》，即周武王伐纣的誓词中，看出蜀是武王伐纣的八个随从国家之一。据《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根据汉代人杨雄等人解释，蚕丛氏与养蚕有关。蚕丛的活动中心在今四川灌县一带。今灌县境内以蚕为名遗迹很多，如蚕陵山、蚕崖关、蚕崖石等。后来甚至将蜀国王称为蚕丛。蚕丛时期的蜀已进入奴隶社会。
蚕丛以后蜀王是柏*（4）*、鱼凫。鱼凫的活动中心已移至郫县一带，鱼凫时的奴隶制社会有了初步发展。鱼凫以后是杜宇，根据杨雄在《蜀王本纪》中认为，杜宇已不是原来的蜀族了。原蜀族是古代羌人的一支。而杜宇为朱提人，朱提即今云南东北的昭通。杜宇是*（5）*族，杜字在郫县夺了原蜀王的政权，自称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从事畜牧业，并兴修水利，使蜀国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以涪江为界、与东边巴国相对峙的局面。
杜宇夺权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夺权之争。成书在《蜀王本纪》之前的《本蜀论》述道：“荆人鳖令(鳖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鳖灵建立的开明政权，初都双流，后迁成都，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结束了开明王朝的统治。对此，《华阳国志·蜀志》有详细记载。（图51）

图51瞿塘峡摩崖石刻

与蜀同时，四川境内还有一个奴隶制的巴国。巴也参加了武王伐纣的统一战争。巴，就是《尚书·牧誓》中的彭国。彭、巴乃一声之转。巴族的活动范围包括今四川盆地东部、陕南、湘鄂西部及黔东北一带。
相传“巴人”为太皞氏之后。《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氏是东夷部落首领，其族的遗址在今河南淮阳县。后来经过漫长的辗转迁徙，其中一支“降处于巴”，到达了今鄂西、川东毗邻之地。
夏代已同巴发生了关系，殷商曾经派兵讨伐“巴方”，周初把许多姬姓宗支分封于江汉流域，其目的是要镇抚王畿以南的各部族。从此，在巴人之地出现了姬姓巴子国。
巴人向四川东部发展前的根据地，在今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巴人得名初意来源于蛇，此后四川以巴字得名的地方和产物，则又多与巴人的活动有关，如巴水、巴县、巴豆等。巴人在湖北清江流域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倚水而居、以捕鱼为生。其代表人物叫务相。务相很有本事，故巴人共推他为首领，称为廪君。廪君率领巴人指向四川东部并由此北上，势力发展到今汉中等地，长江沿岸的重庆、丰都、涪陵、巴县，嘉陵江上的合川、阆中等地，都是巴人建过都的地方。巴原为楚的属国，后来巴楚不断发生矛盾，常起战争。巴人东边要对付庞大的楚国，西边又常与蜀国发生争斗。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又在川北广元西南的昭化一带激战，巴抵敌不过，便向秦国求援。秦趁机灭了巴、蜀，把四川纳入了秦的版图，分置巴、蜀二郡。
巴蜀文化具体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巴文化的早期遗存，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四川境内发现的正式报导。巴的早期活动地区，就文献分析，它不在四川境内而在古之荆楚地区。所以，在荆楚地区发现早期巴文化的遗址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这一推测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虽然西周前期巴人的青铜冶铸水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巴人已进入了青铜时代。此外，巴人从事农业已有较早的历史，《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但是这未必可信，巴人农耕的历史应该更早。纺织也是巴人有名的家庭产业，巴人生产的土布称为“幏”或称为“宾”。这种“幏”布发展到后来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与实用价值。关于巴人的信仰，大体停留在原始宗教万物有灵的阶段。
蜀的早期文化，约相当于夏商时期至公元前679年荆入鳖灵人蜀为止。
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属于蜀文化早期的佼佼者。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陶器。其中小平底陶罐、尖底罐、双耳罐、鸟、马、鼠头把勺、三足形炊器等是最富有特征的器形。其造形具有浓厚的独特风格。如三足形炊器均在腰部上方加一宽沿，沿多在10厘米左右，犹如当今四川泡菜坛的坛沿，上面可放食物，又可加盖，不仅容量大，传热功能也很佳，这些器物的造型，堪称三星堆文化的珍贵工艺品。三星堆文化的陶系以褐色夹砂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灰陶，再次是红陶，黑陶最少。其中有许多器物是褐灰或褐黄相间，火候不均。这种独特的器形配合以醒目的色调，自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的特征之一。陶器器壁多呈转折变化、突棱发达。陶器的附件如耳、鼻、把、足等，不仅位置得当，使用方便灵活，而且形式多样，富有装饰性。如三足则做成动物的足，安排得恰到好处。身、腰足的比例也很恰当，转角、轮廓相当清晰。器盖的纽和勺把的顶端常作鸡冠状、花蒂形、鸟、羊、虎、蟾蜍、鹰、杜鹃等飞禽走兽的形象，既实用又美观。这是三星堆文化的又一大特征。
生产工具。广汉三星堆文化的生产工具，除纺轮、网坠大部分为陶质外，余皆石质器形。制作精致，棱角整齐，通体磨光。主要种类有剖面呈棱形的石斧、断面近方形的石*（6）*、长条形的石凿、半月形的弧背直刃刀等，均为小型磨制石器。这亦是三星堆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另外，广汉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数百尊铜器，有常见于中原地区的尊、彝、盘等礼器，也有戈等兵器，但主要是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跪人像、爬龙柱形器、虎形器、神树等商代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器物，尤以众多的青铜人物雕像令人瞩目。其中，立人像1件，身高170厘米，与真人相仿。大眼、直鼻、方颐、大耳、细长颈。头戴花冠。双手极大，作持物状，着左衽长袍，前裾过膝，后裾及地，赤足佩脚镯，立于方座之上，庄严、肃穆。
晚期：从鳖灵往蜀到巴蜀灭亡，实际延续到西汉初。春秋时期巴蜀文化限于考古资料太少。目前尚难置喙，但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已粲然可观，在长江上游无疑是领先的。
1980年春，新都县马家乡发现的一座大型木椁墓是战国中期的，早年曾被盗，但从一个腰坑中仍清理出铜器188件，葬具是船棺，表明墓主是蜀人。从此墓物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以蜀文化为主，但也包含以下几种文化：首先，有浓厚的楚文化因素。其次，有一定的中原文化因素，显示了周礼的蜀化和蜀礼的周化。第三，有秦文化的因素。第四，巴文化因素，虽然仅有漆羽觞上两蒂纹、矛上的鼠纹和两方印章的巴蜀图语的印文符号等少量的资料，但毕竟可以表明这阶段巴、蜀两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因此，从这阶段起便可统称为“巴蜀文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蜀国的铜兵器、铜工具和铜印章上，常有“巴蜀图语”。“巴蜀图语”可分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马家乡木椁墓出土了一方钢印章，印文是一组“巴蜀图语”，其符号为铎、日月星三辰、人物和族徽，颇有王者气象和神秘意味。
到战国时期，蜀文化遗物的发现地几乎遍及四川全省，就是巴文化遗物也已大量发现，如广元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两批船棺葬、涪陵小田溪土坑墓和奉节风箱峡岩棺等巴墓里的出土文物。蜀文化遗物则大批在川西南各地出土，不过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些蜀的遗存中有了深厚的巴文化因素，这是由于巴、蜀接触多，两种文化亦随之得到进一步交流融合的结果。致使难于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但仍可略窥其一些不同的特征。
由于巴蜀抵抗不了东来和北来敌人的入侵，其活动区域逐渐收缩，至公元前316年被秦灭亡。在先进文化和秦移民政策的压力下，绵延千余年的巴蜀文化共同体土崩瓦解，上层贵族礼仪制度中原化，下层部族各行其事，而最终归统于汉文化之中。尽管如此，巴蜀文化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一些独特个性，如巴渝舞是巴蜀土生土长的民间歌舞音乐，自从汉代被宫廷音乐改编采纳后，逐渐趋于枯萎，但在民间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今天，在我国东南各省区流行的花鼓调、花灯调、莲花闹、川戏中的帮腔、川江号子、农村薅秧时斗唱的山歌，一人领唱大家合唱等，都可能是古人巴渝舞曲演变而来。在现今舞台上仍能看到的舞蹈，属古代巴渝舞变种又杂合其他民族舞乐而来的有羽衣舞、腰鼓舞、踏蹄舞、盾牌舞、摆手舞等，至于饮食文化的特色更是一绝，以麻竦支撑的川菜至今诱人一尝。

4.2.3

荆楚文化

楚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或称为楚，或合称荆楚，《诗经》有“奋伐荆楚”的诗句。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也称荆楚文化，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这种文化，大致上以今天的湖南、湖北为中心，兼及河南、安徽等省，其地区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地区及其周延部分。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使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正是凭借着它的六根支柱营造成功的。（28）（图52）

图52位于荆楚大地的江汉平原

（28）张正明：《楚文化史》“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楚人的始祖。据《史记·楚世家》等典籍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人奉祝融为始祖，祝融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原始氏族部落联盟，他们活动于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集中于江汉一带，因而到商代时，殷人称祝融部落为荆，《诗·商颂·殷武》中写道：“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所谓南乡，本来是指大别山、桐柏山以北和伏牛山以东的中原南部，后来随着殷人的逐步向南开拓而同步向南展宽。在夏商时代，祝融部落的八姓逐渐在迁徙和冲突中被灭，其残部到了丹阳一带，引出了后来的楚族与楚国。
楚文化萌芽期。祝融后代的八姓之一为季连，姓羋：祝融八姓先后为夏商所灭，留存残部活动到了荆楚地区，其中有季连的代以姓羋为主的楚族，因此，季连是楚史上继祝融之后的一个著名先祖。
楚在华夏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期，开始于商朝末期与西周初期。其时，楚出现了一位较有作为的君主鬻熊。由于他亲服商得到重用，这便大大提高了楚的声誉和地位，此后，楚国君便以熊为氏，其子孙为熊丽、熊绎等。
楚获得西周天子的第一次正式封号是在熊绎，《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阳。”而熊绎则“事成王”。这才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楚人立国之初，地僻民贫，势弱位卑，还滞留在原始社会中。名虽为国，实只是一个部落联盟，他们的文化比周人的文化要落后得多。熊绎的国都也叫丹阳，但已不在丹水之阳，而在睢山与荆山之间，即今南漳县城附近。丹阳，名为国都，然而没有城池，只是一个寨子。而且楚国的周围都是楚蛮，与楚蛮相比，楚国的财力和兵力处于劣势。但因楚人的先民长期与华夏的先民交往，吸收了后者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因此，与楚蛮文化相比，他们的文化素质显然占着优势。加之丹阳一带虽属初辟，但它的自然条件对楚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西有险阻，东有原野，退可保聚，进可攻取；荆山上有铜矿，山下有盐矿，物产丰富，利于发展。所以这些，为楚发展与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楚人在雎山与荆山之间，渡过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惨淡经营的岁月，就显示了转弱为强的势头。
熊绎五传至熊渠。此人以胆气和能力见称，在江汉之间很得人心，趁着中原动乱的良机，征讨蛮夷，扩大了楚国的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在征战过程中，尤其是征服占领了鄂国(今湖北鄂州市)，给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好处。鄂地土地肥沃，特产丰富，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其中的铜矿资源，促进了楚的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此时，楚统治下的小邦就达60个之多，是一个与中原华夏并峙的多元统一体。
到若敖(在位27年)、霄敖(在位6年)、蚡冒(在位17年)时的西周春秋初，走过了它第一阶段的艰难创业历程。在这一阶段中，楚文化尚属于萌芽状态，一方面是因为楚人本身尚处于初创期，落后的生产条件和简陋野蛮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尚难创制出有特色的文化。但楚文化毕竟有自己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个主源，江汉地区要么华夏化，要么蛮夷化，就不会生出一个楚文化。若长江大河、主源与干流、支流有联系区别，论主源只需看长度，论干流、支流就不能不兼顾流量。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最为重要的是王室虽多次发生政变，贵族虽不免尔虞我诈甚至火并，可是，楚国没有言论罪和思想罪，这是文化发展繁荣的有利条件。
楚文化的勃兴期。楚文化的真正形成并得到勃兴，是在武王、文王时期以后到庄王即位前，其时的楚文化，开始有别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成为自身具有了丰富内涵与特色的独立文化。正是由于楚走着一条逐步由弱小到强盛的独立发展道路，才使楚文化有了它自己发展的契机与动力，这是楚文化之所以能自立于华夏文化、蛮夷文化之中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文化重要一支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740年，蚡冒死，其弟熊通杀其子而代立，熊通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自号武王，在诸侯中先声夺人。公元前689年，武王死后，其子文王继位，把国都由丹阳迁到郢(今湖北宜城县)，其地控汉水中游，北望南阳盆地，东临随枣走廊，南瞰江汉平原，西扼荆睢山区，是江淮之间的枢纽。文王继位后，开始北进，首先灭掉了息国与蔡国，使中原为之耸动。与此同时，楚文王开始设置县制，这些县直接属于中央管辖，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是个首创。如果说，楚文王时已开始登上争霸的历史舞台，那么，真正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活剧的，应该说是文王之后的成王。楚成王时期，楚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成王在位46年，其间分别战胜了齐、宋，使楚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成王拓土益广，东近汝水，西抵巫山。《史记·楚世家》说，成王之世，“楚地千里”。无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实。从武、文王的悄悄崛起，到成王争霸中原，这一时期内，楚虽然还未真正成为华夏一大国，国力也有待进一步增强，但楚的迅速发展则是无可非议的。伴随着国力的逐步强盛，楚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较前一阶段大有发展，呈现出勃勃向上的气象。最明显的表现是农业生产的火耕水耨，筑陂灌田，青铜器的采掘、冶炼、铸造以及兵器、礼器等的制造，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从铜器铭文的考证看，楚国的文字也已形成，它与北方夏商文字既有相合处也有迥异处。毫无疑问，楚文化之所以能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
重要因素之一，是它在楚国逐步扩展发展中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不管是北方的文化，还是四周蛮夷之族的文化，它都吸收过来。这样一来，自然大大促发了本国本族文化的长进，也刺激了它对外来文化的兴趣与积极性。
勃兴期的楚文化，从鄂西传播到鄂中，从汉西、汉南传播到汉东、汉北，从江北传播到江南，从淮水上游传播到淮水中游，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几有席卷江淮之势。
楚文化的鼎盛期。楚国的鼎盛期，在楚庄王(前613一前591年在位)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楚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在此期间，庄王先粉碎了戎、庸等国的围攻，巩固了南方，与吴越结盟，免除了东部忧患，改革了内政，发展了经济，使国力日臻上升，威望日隆。继之，他问鼎周室，饮马黄河，威降陈国和郑国，打败了称霸几十年的晋国，制服了宋国，并终于在中原诸侯会盟时，理所当然地成了盟主。是春秋时代最为显赫的一位霸主，难怪韩非子叹道：“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29）

（29）《韩非子·有度》

在此同时，楚文化也伴随楚国力的趋于鼎盛而呈现繁荣景象，已有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已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当然，从时间上说，楚文化的这种鼎盛期，并不仅仅表现于庄王一朝的20多年时间，它一直延续到了楚国的中后期，基本上到吴起变法之后。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表率。
这一阶段的楚文化，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铜器和铁器有了发展，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比前更进了一步，青铜器的品种也呈现更为繁多的势态，伴随这种繁多品种的出现，风格样式也更趋向于具有南方楚地的特征，同时铁器进一步普及和提高，不仅运用于兵器、礼器，还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其它方面，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制品。丝织、刺绣出现空前景象，无论这些工艺品的制作技术，还是式样、花纹、装饰，都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尤其花纹，呈现出具有楚地动植物样式的特征。另外，木雕、竹编、漆绘等都形成了一系列的生产工艺流程，其装饰艺术也具有较高水准，富有楚的特殊风格。在早期天文历法知识基础上，对星象的观察，对天文的了解，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反映艺术面貌的帛画、壁画、乐舞等，都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出相当的水准和风格。总之，伴随楚国国力的趋于鼎盛，楚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气象繁荣，众花齐放。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后相当长时间里，在与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争雄中，楚文化最终确定了它在长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一个融流域内各地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已成雏形。
楚文化的转化期。楚庄王之后，尤其楚灵王之乱、白公胜之乱以及吴兵入郢等创伤，使楚国始终处于贫弱局面。特别是楚悼王在公元前382年任命吴起为令尹，推行变法失败后，则从根本上标志着楚国的国势从此走下坡路，不可逆转，直至灭亡。
楚怀王(前328一前299年在位)时期，楚国外交、战场上屡遭失败，导致国土丧失，兵力受削，已无力再与齐、秦抗衡，到楚顷襄王时，只能眼睁睁看着秦军于公元前278年拔取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境，即纪南城)。毫无招架之力，顷襄王自己唯有仓惶出逃，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到秦王赢政时，楚国的国力更不如从前，楚军的斗志也经多次恶战而松驰，公元前223年，都城寿春失守，楚王负刍被俘，至此，楚国最后一位君主告终，结束了楚国的历史。然而楚的文化，楚人的兴楚意识并未因此而中止，而是绵延影响至后代数百上千年。
楚文化在从楚庄王之后，到楚国最后灭亡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它的转化阶段，即由兴盛转向保持延续楚文化内涵而代之以汉文化名称的特点。此时的楚国已是美人迟暮，动辄心惊。具体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上承鼎盛期，主要表现于文学、哲学方面。这两个领域完全处于楚文化颠峰，出现了极富生命力，影响极大而又代表了最高水平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后继者宋玉等人创造的楚辞，以及老子、庄子的道家哲学和庄子的散文，无论从认识价值、艺术价值，还是文学史、哲学史角度而言，屈原的楚辞和老庄哲学(包括庄子的散文)都不仅代表了楚文化的最高价值表现，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这是楚文化的最精华部分，也是楚人的最大骄傲，被誉为“璀灿惊世”毫不为过。第二个时期，是楚国在由强变衰过程中文化的相应反映时期，国土的大片沦丧，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使得本来发达的丝织业、刺绣业等手工业都因此而萎顿、消衰，难以为继。楚墓出土的这一时期文物，很难看到这方面精巧的第一流的工艺品，同时勃兴期与鼎盛期比较多见的礼器、乐器等亦不多见，代之的是兵器。兵器在这一时期不仅多而且制作工艺、冶铸水平较前先进，很明显的体现了多战争的特点，也是楚文化呈现转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另外，出土文物中货币显著增多，表示政治风云多变之时，商业不仅未见衰退，反而益加繁盛。文学、哲学、艺术在第二时期总的倾向自然不如第一时期，但也并非完全退化。如文学，继宋玉之后，有景差、唐勒，哲学在老庄之后，有南方的黄老之学。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楚文化到了这个时期，早已越出楚国的界限，向四邻地区扩散了，其影响不仅波及南方，也有北方，这种影响终于导致楚国虽然被秦所灭，却未能阻遏楚文化那强大生命力支配下的巨大影响，使它能穿越秦的强权专制而延续到汉代，成为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名冠以汉而实际内涵多含楚文化的“汉楚文化”。虽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和改历法、定服色之时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了。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或者说汉文化的共性蕴含在楚文化的个性之中。对楚文化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归宿。

4.2.4

吴越文化

万里长江下游的南岸地方，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两个有影响的诸侯国家——吴国和越国，因而，这地方至今被后人称为吴越地区；由于它在江之南，又称江南。此地气候温和，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古人多所讴歌、赞美。从六朝到唐宋文士歌颂江南的诗词歌赋，可以说是车载斗量，特别是宋人柳永的《望海潮》，对东南形胜、三吴风光竭尽歌颂之能事。但这类歌颂，大抵是从士人阶层的眼光出发对江南的自然风光、人事繁华表达的仰慕之情而已，却很少有人对这个地域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加以认真的探讨和思考，更不用说提出“吴越文化”这个概念了。对吴越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目前，学术界已取得不少共识：吴越文化上及新石器时代的先越文化，下延至春秋战国以后各个朝代中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在吴越文化的整个历史时期，经历着从集群的原始氏族生产进化到文明的奴隶制社会并为封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三个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反映了由原始石器生产发展到铜器生产以及具有先进水平的铁器生产这三个生产发展的全过程。它开创了长江下游两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历史，起着开化民族、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增强国力的历史作用。它的地望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和上海的全部。（图53）

图53东南形胜西湖

百越即古代越族，是我国古代长江以南最大的一个族群。由于支系众多，战国末年又称为百越。百越的分布很广，主要分布于东南地区的苏、浙、闽、赣、台湾，岭南地区的粤、桂和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皖、湘、鄂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分布。百越中建国最早、发展最先进的首推勾吴(吴)和于越(越)。均崛起于公元前6世纪，吴、越二国同是越人建立的国家，领土相接，语言相通，习俗相同。
勾吴即吴，相传吴王的先祖太伯及其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为了让王位给三弟季历，两人遂远避于长江以南的越人地区，废弃中原礼俗，“文身断发”，随俗而居，获得信任，成为当地越人的首领。（30）

（30）《史记·吴太伯世家》。

勾吴的居住地，大致东至海，在太湖东面与于越错居；南达新安江上游南岸；西临彭蠡，与楚为邻；北界长江，与淮夷隔江相望。地域范围约相当于现在的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
勾吴的先民在当时已过着农耕定居生活，用石锄、石刀、石镰等种植水稻，用石镞狩猎，已掌握了冶铸青铜器的技术。
到了寿梦时期(前585一前560年在位)，勾吴的力量逐渐强大，开始称王。吴国的日益强大，是和晋国的帮助分不开。寿梦二年(前584年)，楚国的大夫巫臣逃到晋国。后来受晋扶植，出使吴国。他把中原的兵车、射御、战阵之法都传授给吴人，并“教之叛楚”。（31）

（31）《左传》卷12《成公七年》。

巫臣深得吴王寿梦的信任。从此，吴国果然开始叛楚伐楚，甚至一年打七次仗，使楚军疲于奔命。
寿梦死后，长子诸樊(前560—547年在位)即位，迁都于吴(今江苏吴县)。再四传到吴王阖闾(前514一前495年在位)。他重用伍员为谋主，对他言听计从。公元前506年，阖闾命伍员、孙武率军，大举伐楚，五战五胜。给楚国带来严重创伤，楚国失去霸主地位。
当晋通过吴国攻楚时，楚国也采用同样办法，联越攻吴。原来，于越的先祖无余之世，人们靠近水滨居住，经营粗放的水田农业，产量很低，得兼事渔猎为生，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过着简朴平等的社会生活。无余之后，首领职位的继承，由人们选贤任能。直到无任当首领时，才“稍知君臣之义”，开始产生阶级分化，出现统治和臣属关系。又过两三代，才轮到允常为首领。允常即位称王(前510一前496年在位)时，正值吴王阖闾的时代，于越开始强盛起来。允常之世，于越和勾吴开始交兵，发生争斗。
公元前496年，允常死，其子勾践(前496——前464年在位)即位。吴王阖闾乘机出兵伐越，吴军败，吴王负伤死去，“吴由怨越而不西伐楚。”（32）

（32）《史记·楚世家》。

越国成为吴的主要敌国。公元前494年，夫差为报父仇，兴兵大败越军，并乘胜攻入越国都城。勾践率5000人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又被吴兵包围。不得已，勾践卑辞厚礼向吴求和。伍员建议夫差灭越以除心腹大患，但吴王骄傲自满，拒绝他的建议而许越为属国，后迫伍员自杀。公元前482年，夫差夺得霸主地位，这是吴国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即将灭亡的前兆。
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决心报仇。经过多年的暗中准备，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掉了吴国，夫差自杀。灭掉吴国后，勾践也一心想称霸中原，于是在黎州聚合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元王，周元王封他为诸侯之长。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33）

（3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遂取代吴成为霸主，越国达到鼎盛时期。
勾践死后，国势日衰，楚怀王乘越国内乱，于公元前306年或稍前将越灭掉。
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来审视一下吴越文化。
物质文化。最具特点的有：善种水稻。吴越人居住的地区多江河湖海，水源丰富。农耕为主要部门，以种植水稻为主，渔捞经济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从吴越人分布特点及以水稻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结合考古研究成果，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稻作农业的最早实践之一，吴越人善种水稻，是从他们远古先民那里继承来的。这是吴越人为祖国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至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作文化，更是古今中外学者津津乐道和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精湛的青铜冶炼术。冶炼青铜器是吴越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越人经过一个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拥有高超的冶炼技术，制造出许多精美工具。史称：“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34）

（34）《周礼》卷11《冬官考工记》，郑玄注。

吴越二国盛产铜和锡，而且品质优良，这是发展金属冶炼所必需的原料，铜和锡的合金就是青铜。由于有丰富的原料，“铸冶之业，田器尤多”。（35）

（35）《周礼》卷11《冬官考工记》，郑玄注。

一般农民都能自铸农具。吴越青铜器具又以剑最负盛名。
吴越两国铸造的剑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一批能工巧匠，他们铸造的宝剑不仅成为国宝，还名闻天下。铸剑师中最著名的，吴有干将、莫邪，越有欧冶子，他们都同出一师，铸造了许多名剑。《荀子·性恶篇》称赞吴王“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篇》称欧冶子所铸之名剑有五，“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其中，鱼肠剑短而锋利，专诸刺死吴王僚就是用的这把剑。至于纯钧剑，能“水断龙舟，陆光甲”，更是宝中之宝。迄今传世和出土的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之子剑、越王勾践剑等数十把，虽埋藏2000多年，仍色泽如新，极为锋利。
出色的纺织业。吴越人的经济生活中，纺织是另一种颇有特色的手工业。他们善于利用本地的纤维资源，加工成精美绝伦的布帛、丝绸等。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纺织工具，表明吴越人的先民已经知道纺织，并有种桑养蚕的迹象。稍晚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丝、麻织物，则显示出吴越人的先民已掌握了较高的纺织技术。据文献记载：“于越生葛絺，”（36）

（36）《淮南子》卷1《原道训》。

《说文解字》系部说：“絺，细葛也。”《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还记有这样一件事：勾践被释放归国后，吴王索葛布10万匹，勾践命国中男女人山采葛，织出的布“弱于罗亏轻霏霏”，名为“絺素”，质量绝佳。
精神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断发文身”。这是吴人一种极为突出的习俗。《史记·吴太伯世家》就说到太伯和仲雍远避越人地区时，这里的越人已“文身断发”，于是，他们从俗而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方外之地，  发文身之民也。”说明越国人也早有这种习俗。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断发不是越人的发式，而是越人对不断生长的头发采取的剪截处理的行为。“文身”则以针刺，刻画皮肤，使成各种图案形象，再涂以丹青等深色染料，深入皮下，使其永不褪色。
二是图腾崇拜。图腾文化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部落公社时期的宗教形式。吴越人曾有过自己的图腾崇拜，即使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也还不同程度地残留着这一遗俗。他们的图腾崇拜有龙、蛇、鸟等等。记载吴越人崇拜龙的文献不少，如《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及《汉书·地理志》注均引应劭的话说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至于以蛇为图腾，《吴越春秋·闽闾内传》的记载非常明白，伍员奉吴王之命，“造筑大城……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越在已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吴越之所以以鸟为图腾，与他们的稻作农业具有直接关系。《吴越春秋》记载着于越地区的一个神话故事，传说大禹治水来到于越，领导越人发展生产。禹死后，上天派遣百鸟为越民耕耘田地。因此，越地“有鸟田之利”。所以，越人先民把自己的利害关系和鸟联系起来，认为鸟能保佑他们，认为鸟是一种神灵，逐把它当成崇拜对象。
吴越被灭后，吴越文化虽然整体上融人汉文化中，但它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至今保留有许多特色，其中稻作文化就有许多值得一说的例子。如江苏常熟每年春、秋两季也有竞渡活动。春季最热闹的要数农历三月二十日西门外湖甸的他王庙和戈庄的戈王庙大社、三月二十九的大东门外南塘三里桥、四月初二的南门外南头巷三起，到时观者如云。秋季举行的竞渡，集中在农历七月，因为那时节禾苗方青，故而叫做“划青苗”。每年的农历七月，几乎每夜都有竞渡活动，竞渡时，划船的多年轻力壮的农民。这种竞渡活动，除了具有激励农民加强船艺的作用以外，还具有祈祝丰收的寓意。如选种，现在江南稻农常采用“泥水选种法”选种，即就地选取一些粘土，调成泥浆，其薄稠稀，以新鲜生鸡蛋放入后能部分浮出水面为宜。然后把稻种倒入，搅拌一下，凡下沉者可用作种谷，凡浮起者就捞出不用。这个方法，效果甚佳，又经济合算。如“干栏”式建筑，至今在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仍然流行。其他如用米镇鬼、祭神的节日等，至今仍在流传。

4.2.5

少数民族文化

除上述三种区域文化外，长江流域还有以下几种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文化：
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省的海北、黄南、海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族主要从事牧业和农业，牲畜主要有牦牛、绵羊、山羊、马。农区还饲养黄牛、骡子、毛驴等。农业作物以青稞为主，还有小麦、油菜籽、豌豆、蚕豆及土豆、葱、蒜等各种蔬菜。（图54）（图55）

图54藏民放牧
图55通天河流域藏族家业


藏族文化亦称雪域文化，有极强的独创性和特点。雪域文化的精髓体现为它那种“唯我独有”的饮食结构、社会分层、婚姻家庭、心理素质、宗教巫术、人格特点、民俗风情等。
藏族信奉喇嘛教，即藏传佛教。藏族人民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本教和佛教融合而成。7世纪开始，佛教传人西藏后，吸收、消化了原来的宗教，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形成宁玛(红教)、噶举(白教)、萨迦(花教)、格鲁(黄教)等众多教派。除红教外，其他各教派均曾掌握过地方政权。黄教施行活佛转世制，达赖和班禅就是它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自清政府正式册封两大活佛以后，他们不但是佛教的领袖，而且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藏民家家有佛龛；成年人大都胸挂神盒(“噶乌”)，手摇转经筒；大多数节日都具有宗教色彩；人们外出朝佛，一步一个长头(五体扑地)，布施财物，一直磕到寺庙，虔诚无比。
藏族的建筑艺术别具一格，诸如建于山阳的布达拉宫，高至十三层，金顶巍峨，红白垩壁，乃是藏族建筑艺术的光辉表现。著名的寺院有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昌都的昌都寺等等，无一不是金碧辉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以铁线描法为主的色泽明快，形象逼真，结构严密的绘画艺术，亦多出现在寺院之中，而雕塑艺术甚精，为大活佛而造的泥塑肉身佛像，神形酷似。至于五彩缤纷、雕塑考究的酥油花也摆设在寺庙里。
藏族人民能歌善舞，有独舞、双人舞和群体舞，其中以踢踏舞最为精彩。另有戴面具的宗教舞，或拟神或舞兽，抑或扮人，配以鼓声长筒号声，场面很大，十分壮观。
藏族保留了大量的文献，有手卷、木牒、金铭、石刻等。有闻名于世的两大佛学著作《甘珠尔》和《丹珠尔》(即《大藏经》)。有关韵律、文字、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著述，如《藏文文法三十颂》等。文学艺术方面则有小说、戏剧、诗歌、故事和寓言等，如影响深远的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的《格萨尔王传》。
多元吸收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形成于八九世纪。南诏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系统，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文化系统的连续发展，而是多种文化的汇合与凝聚，其中主要的是云南境内务民族的文化，包括：河蛮文化，人文化，哀牢文化，人文化，汉民族文化。洱海区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南诏文化就是首先在这里以白族为载体继承、吸收、创新和发展起来的，故言白族文化就是南诏文化的核心。
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傣族文化。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自治州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其余散居云南省的新平、元江、金平等三十余县、市。
傣族人民普遍信仰小乘佛教，佛经为傣文，凡遇婚丧嫁娶、患病、盖房等事宜须由僧人念诵佛经，所以在傣族地区文字是由寺庙僧人所掌握。佛寺是傣族村落中最高大且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僧侣们不事生产，在通常情况下衣食由各户轮流供给，有时小和尚也出外化缘。宗教节日也就是傣族的重要节日，如赕佛、泼水节等。
纳西族的双轨文化。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维西、中甸及宁蒗县的永宁区、德钦、永胜、鹤庆、剑川、兰坪等县和四川省盐源、盐边、木里等县、西藏的芒康县也有分布。唐宋时期，纳西族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部落联盟，其首领成为统治者——斯佩(奴隶主)，祭祀师们成为“东巴”——宗教师。经过纳西族几代东巴的努力，文字终于创制出来，纳西族文字具有象形、变易本形、比类合意、一字数义、一义数字、形声相益、依声托事等特点。（图56）

图56纳西族

十三世纪以后，纳西族大量吸收汉文化，并与汉文化双轨发展，其中文学尤为突出，表现为以下特点：
原生文化。纳西族文学也和其它古老民族文学一样，初始的文学是单纯的，而单纯的文学却又能凸现一个民族。追溯纳西族初民的文学，可以推到公元七世纪以前，包括的内容有生产、宗教、娱乐各个方面，表现形式为颂词、歌谣以及神话传说。
创造再生。由于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出现，纳西族产生了自生文学的最高峰——东巴文学。它极富叙事性，有较高的艺术技巧。东巴文学的支柱作品要算《创世纪》、《黑白战争》等，其行数都在千数以上，像《创世纪》达3000余行。这些作品或写开天辟地、创世造物，或歌颂正义劳动和爱情，已不局限于只写人同自然的搏斗，笔触直接伸到人类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东巴文学是纳西族自身文学发展的最高峰，它用象形文字进行“创作”，其作品体裁是用“诗”来表现。
多元吸收。明清时期的纳西族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纳西族文学翻过东巴文学这个高峰后，由于受到汉文学的不断冲击，发生嬗变。因此到明代时，纳西族中出现了大量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列朝诗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云南丛书》等都选人了纳西族作家的作品。
明朝，纳西族文学虽然用汉字和汉文学形式进行，但其作品的内容仍包含了极强的民族性。到了清代，其作品的内容超出了本族本土，具有全国性，其内容更加靠近了汉文学。民族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演变，表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的活力素就是不断地从外界吸收新的养分，使自己壮大，发展，前进。

4.2.6

百族和睦

中华民族由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傈、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撤拉、毛难、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等56个民族构成。其中，至少有30个少数民族分布在长江流域，占全国少数民族数量的一半以上，可谓百族和睦，共建长江。
当然，中华民族决不是56个民族简单相加后的总和，而是一个具有多种内在有机联系的牢固整体。汉族是主体民族，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发展水平也最高，与各个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的局面；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大杂居中小聚居于某一边远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故少数民族需要汉族的帮助，汉族也需要各少数民族的支援，汉族与少数民族是亲密的兄弟关系，这并非只是亲昵的比喻，实际上它们都缘于中国古代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民族一方面混血成汉族，另一方面孕育成今天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祖国、共同缔造祖国的文化中融汇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7）

（37）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

陈连开也赞同费孝通的看法，他在《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中概括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38）

（38）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1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点于新石器时期。分布在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先民，随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也由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夏以后相继建立国家，走在各个地区的最前列，成为最先进的地区，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构成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心。商朝以“大邑商”为中心，称四周的土地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是为四土；称四周的不同部落为方。周朝以周土为中土，以周国为中国，而对四边各地区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予以泛称，如称东部沿海地区的各部落为东夷；称西方延及西南地区的各氏族部落为羌；称南方江汉地区的各氏族部落为南蛮。遂有所谓东夷、西羌、南蛮、北狄之说。如果从自然地理来区分，大体可分为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
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有三苗、九黎、群蛮系统，其后有盘瓠蛮、廪君蛮、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南郡蛮、巴郡蛮等。由长江下游向西南延伸至岭南和云贵高原部分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为百越系统各部落，其后主要有东瓯、闽越、西瓯、骆越、南越、山越、蛮、俚、僚等。西南云贵川藏地区，百越系统、百濮系统、氐羌系统各系统各部落交错杂居，民族成份极其复杂，秦汉时统称西南夷，主要有蜀、巴、哀牢夷、乌蛮、白蛮、吐蕃等。
西周末年，游牧于西北的诸戎率先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遂取西周的焦获(今陕西泾阳西北)而居泾渭之间，迫使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与此同时，游牧于北方的诸狄经过初步联合后也开始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动，成为春秋时期华夏诸国的劲敌。及至分裂为赤狄、白狄之后，其进攻性才大为减弱，并逐渐走向定居。
与此同时，楚国也已成为华夏诸国来自南方的劲敌。而在楚的后方，有居住在长江流域的今湖北的卢戎、群蛮、百濮；有居今湘黔的南蛮；有居今浙江的瓯越；有居今四川的巴、蜀；有居今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其中以夜郎(今贵州省西部，北部及云南、四川相邻地区)、滇(云南滇池地区)、邛都(四川东南部)最大，它们大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至于后起争霸中原的吴国和越国，完全是晋楚争霸的产物。这些民族集团，要么消失于历史长河中，要么演变成当今一些民族。如蜀人被秦灭后，并入了汉族。巴人湮没无闻后，据潘光旦考察湘西土家族，认为是巴人的后裔。仡佬族和仫佬族系僚人的后裔。此后，楚先后攻灭夜郎和征服滇国，开秦汉时期经营百越和西南夷地区的先声。
自西周末年以来，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至战国末年，许多内迁民族，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民族都已销声匿迹，甚至连名称也不见于历史记载，已与华夏融为一体，相互差别已全部消失，以致彼此不分。像这样以民族矛盾开始，最后以民族大融合告一段落，并呈现为如此波澜壮阔的宏伟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是带有历史开创性的伟大壮举。也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秦汉到清朝是中国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古代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过程的发端阶段及中华民族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隋唐宋辽西夏金为发展阶段及中华民族史上第三次大迁徙大融合；元明清为确立阶段，也是当代中国各民族均已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北方经常面临少数民族的进攻时，长江流域则呈现一片祥和气氛。民族融合、和睦成为一道风景。其间，由于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也产生了一些新民族如白族和回族等。不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各民族才获得了新生，得到了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才迈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4.3

历史的进程

秦汉以后的两千年间，长江文化继续稳步发展，特别是在两晋、隋唐、两宋时期，由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战乱，中国文化的重心发生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推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以后，长江文化率先走向世界，与海外文化开展交流。而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长江文化又迎来了飞速发展的大好时机。

4.3.1

“浪花淘尽英雄”

对于先秦时期长江文化的面貌，在前面两节里我们已经作了一些介绍，在下文中，将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秦以后长江文化的演进轨迹。我国著名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即引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长江就像一个大舞台，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让无数的英雄豪杰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人间活剧。从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中，历人不难领会到在岁月长河冲刷中长江文化的魅力。
秦统一不到二十年，由于其残暴统治，天下群雄并起，公元前206年秦灭亡，楚汉以长江流域为主阵地展开大战，四年争杀，刘邦在长江边迫项羽自杀，建立了汉王朝。三国时期，为了生存和扩张势力，孙权、刘备联军在周瑜、诸葛亮的指挥下，于208年在赤壁大败曹操大军，形成曹、孙、刘三方鼎立并峙局面，220—222年间，魏、蜀、吴先后建国，长江流域占其二。222年，刘备为替关羽报仇，不顾诸葛亮劝阻，率大军东下，自巫峡连营至彝陵(今湖北宜昌东)，吴大将陆逊先坚守不出，直待蜀军疲惫，才在，猇亭(今湖北宜部北长江北岸)决战；利用火攻，大破蜀军四十余营，刘备尽失舟船器械、水步军资，狼狈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北)，次年病死。（图57）

图57白帝城

总的看起来，尽管秦汉时期有多次的战乱和政权的更迭，但长江文化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于这一时期长江文化的发展规律及特征，有学者指出它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殊之处。首先，长江流域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浪漫气息，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一点在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层面均有反映。其次，长江流域专制主义统治较薄弱，文化氛围较开放。因为长江地区据中央朝廷的咸阳、长安、洛阳较远，政治统治的力度显然不及首都附近以及北方广大地区，这就为长江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宽松的环境。秦汉时期几次农民大起义和社会大变动中大批百姓迁往长江流域就是明证。再次，在长江文化中作为最深
层次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譬如，长江上游的巴蜀与中、下游的荆襄、吴越便有不同，因此在价值观上既有重功利的一元，也有重仁义的一元，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便是各家各派都有发展的空间。（39）

（39）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323—32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概括地说，秦汉时期长江文化是中国古代最富有活力的文化，是后世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的一个主要源头。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其间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北方出现了列国纷争的局面，南方的东晋政权则相对稳定。大批中原人士为了避难，越江南迁，加快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交流，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长江文化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建立在南方的政权，在保存与弘扬中华文明、发展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促成了秦汉以来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
隋唐时期是长江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为此后长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发生在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对黄河流域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摧残，大唐帝国从此衰落，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大规模向南迁移，南方州郡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发展也远远超过北方。唐中央政府的财政完全仰给于江南，江南已成为“国命”所在。南方的繁荣与北方的衰落，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第二次南移。作为这一时代的历史产物，隋唐长江文化的发展也留下了该时代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不平衡性。隋唐时代，长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这一地区自然环境各异，加之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极不平衡。长江下游一带，水网密布，土地肥沃，自六朝以来就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大运河的开凿，更使这里的经济如虎添翼。中唐以后，长江下游地区有“衣食半天下”的美誉。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扬州、杭州、苏州等成为国际性商业城市，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在商品经济中已经出现。从这里走出的诗人等文化人遍布全国各地，而来往这一地区的名流学者更增加了作为长江流域文化勃兴重点区的丰采。长江上游的益州，地处成都中原，其经济文化也十分繁荣，唐人所以有“扬一益二”的评价。长江中游地区则居于扬州、益州之后了。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仍然处于较落后的状态。
整合性。长江流域文化的勃兴，是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结果。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既是因为中国文化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标志着南北文化交融并寻求新的发展契机时刻的到来。在这里，因各种原因南迁的文化人，要么祖籍北方，但客观环境所限，他们只能对着涛涛江水抒发思乡怀古的幽思；要么籍贯长江流域，但经过赴京科举，盛唐灿烂的文化更使他们记忆犹新；而土生土长、并活跃于这一地区的处士文人，他们仍然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只不过是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罢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只是在中晚唐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以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成就及文化人身份，融入不息的长江文化之洪流，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继续发展。长江文化就是综合了他们智慧的结晶，最后才勃兴繁荣的。（40）

（40）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638—63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长江文化高度发展、高度繁荣，中国南北文化的地位发生逆转。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发达、文教的昌盛以及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终于使长江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明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在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文化层面，还是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方面，长江文化都有卓越的表现。
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南移原因相似，爆发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终于给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就是在这一年，金人攻破汴京，宋室如同当年的晋室，南渡江南。与宋室的南渡相先后，成千上万的中原人士纷纷南渡。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终于完成。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时从文化的立场上讨论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指出南宋以降文化重心的南移征象有如下几方面：杭州——苏州构成的南北向文化轴心取代了开封——洛阳构成的东西向轴心；政治中心南人化，即从籍贯上看政治中心具有代表性人物的分布南人超过了北人；学术中心的南移。（41）

（41）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714—7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第三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所确立的长江文化的主导地位，历经元明清诸朝直至近代，一直再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元明清时期，多少英雄豪杰活动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元末朱元璋率领大军逐鹿于长江流域，先后击垮了对手陈友谅、张士诚的部队，1368年，如愿以偿地在南京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明末资本主义在长江流域的萌芽，使长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况，并与海外文化相互交融。由于长江文化自身文化力度的增强，长江文化的辐射区域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扩展。（图58）

图58南京明孝陵


4.3.2

由封闭走向开放

近代史上，长江流域一再成为革命的前沿阵地，一再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4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而它的足迹绝大多数留在长江流域内，太平天国的将士们以长江一线的重镇武汉、安庆、南京为依托，以长江中下游为根据地，建都南京，向腐朽的清政府和外国列强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时光推移到1911年，经过长期蕴酿的武昌起义在武汉爆发，武昌首义带动了全国的起义，结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于1912年完成了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光荣历史使命，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后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都是以长江流域为首起之地。
近代长江文化有着巨大的成就，对近代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史逐步走向世界的文化，它的兴起与发展，不仅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作为一种覆盖面较广的地域文明，它更从文化的角度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代长江文化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文化，它既代表了长江文化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过渡，同时也表明了整个中国文化由古老的、封建式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文化的逐渐过渡。一些学者在研究近代长江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时，总结出了近代长江文化的如下特点：（42）

（42）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1344—134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首先，近代长江文化是率先走向世界、追赶世界潮流的地域文化。经世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表明，晚清数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长江或成为这些变革的首倡之地，或作为时代潮流的风云中心，始终走在全国其他区域文化的前列，标志时代精神，展现时代主题，领导或推动了其他地域文化参与变革，从而带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
其次，近代长江文化的演进是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展开的。在物质层次上，近代长江文化是以近代军事文明的兴起为起点，然后在经济、教育、城市社会风俗等方面变革了文化的物质基础。在思想层次上，长江文化经过经世思想、洋务思想、维新思想以及革命思想的相继熏染，走过了由务实致用到中体西用、由改良政体到创建新政体的思想轨迹。无论是物质领域还是精神层次，长江文化都保持了旺盛的进取性，从而在20世纪初演化成为一种较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文化。
再次，近代长江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以沿江通商口岸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影响和辐射的。长江流域是中国近代通商口岸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商口岸以其沿江靠海的区位优势成为中西人士的汇聚之地，经济和人文都相当发达。这些通商口岸具有城市文化中心钓地位，日渐带上近代都市的色彩，对其周边地区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从而带动了整个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
当然，近代长江文化也具有较为浓厚的异化、西化色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势力就首先侵入了长江流域，由下游渐至中上游，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更影响了长江社会及其文化。长江文化的发展流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不仅如此，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文化因近代中国日益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相同的文化烙印。
现代史上，长江流域更是中国革命的主阵地。1920年8月，黑暗的华夏神州出现了一缕星光，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1921年7月，我国人民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中国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虽然1927年连续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导致大革命失败，但革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揩干身上的鲜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重新走上了战场。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对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南昌因此一举名闻天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经过三湾改编后上了井冈山，并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t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确定瑞金为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首都，建立起中国工农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驰  在长江流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天险，穿越雪山草地，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为开创新局面，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为了和平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这就是引起中外关注的重庆谈判。1949年4月21日，百万大军开始了渡江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长江“天堑”，4月23日，解放了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长江流域全部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文化更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4.3.3

风俗的流传

在岁月的长河中，长江流域各族人民形成了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风俗习惯。虽然有些业已失传，有些正在消失，但人们仍津津有味地提到它们，一些有识之士更是不遗余力地整理，企求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东西。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采撷一些小花，让读者从中感受一下长江风俗的吉光片羽。长江流域分布着30多个民族，上游有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等，中游有侗族、土家族等，虽一统于长江文化之中，但各自保留有许多引人入胜的特色。除前面有关章节中已介绍的外，下面再介绍一些其他民族的习俗。
羌族。“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千古佳句叙述的就是当年征人出征的哀怨，而今天羌寨悠扬的羌笛声却向人们展现一个崭新的世界。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县和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等地，茂汶县是最大的羌族聚居区。羌族使用羌语，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通用汉文。羌族人民的服饰朴素、美观。男女都穿麻布长衫，外套羊皮背心，包头帕，束腰带，着草履或勾尖绣花鞋。羌族妇女的衣服绣有花边，衣领上镶有一排梅花形图案的银饰，喜戴耳环、圈子、簪子、银牌、手镯等饰物。
羌族人民的主食是玉米、洋芋、小麦、青稞、辅以荞麦、油麦和各种豆类。无论男女都喜饮咂酒，其酒多用青棵酿成，饮时开坛，注入开水，用细竹管吸取，轮流咂吸，至酒已淡为止，故称咂酒。重阳节酿制“重阳酒”，储存一年以上，分外醇香。还有一种用玉米面做蒸蒸酒，也为羌民所喜爱。
羌族一般由几十户聚寨而居，多在高、半山上，故称羌寨。住房方形平顶．墙壁以石砌成。一般为二层或三层，上层存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养畜，房顶可脱粒、晒粮、晾衣。一般在中层以石块砌一火塘，用于取暖做饭。火塘里的火种，长久保存不熄，有“万年火”之称。
羌族多数信仰万物有灵，在屋顶上供奉白石以为天神。
羌族有敬老的传统。饮咂酒时，一般由最年长的人先讲几句吉利话，随即开坛先饮，然后依长幼次序饮酒。老者进屋，屋内的人都要起立相迎。宴席由老人坐上位，待其就坐，其他人才能坐下。路遇老人，要侧身让路。骑马遇老人，要下马行礼。歌舞往往由老人领唱。儿女不得随便说父母的名字，父母与客人讲话，儿女不得插嘴。
羌族人能歌善舞，有内容丰富、曲调悠扬的山歌、盘歌、酒歌，一般是见景生情，即兴而唱。有舞姿矫健、节奏明快的锅庄舞、皮鼓舞等，伴奏乐器有铜锣，竹笛等。
彝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图59）

图59彝族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一致。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形如斗篷，下端缀以长穗，长可及膝，用羊毛线织成，多为黑色。
彝族人民喜爱音乐。民间传统乐器有芦笙、小三弦等，吹唢呐也是彝族的爱好。这些乐器设计简单，结构巧妙，别具一格，演奏技巧独特，富有民族风味。
彝族喜欢打歌，俗话说：“一听芦笙响，两只脚就痒。”歌舞时，以一二人居中，吹芦笙，奏竹笛或弹月琴，边跳边奏，参加者人数不限，围成圆圈随着乐曲的板拍和声调，边舞边歌。曲调明快，内容丰富多彩，歌唱生产、生活和爱情，尤以情歌为多。时夹欢快的呼叫，颇富浓郁的民族特色。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的“火把节”，是各地彝族共同的传统节日。每逢节日，各村寨人民手持火把，绕住宅田间，插松明火把于田埂之上，驱逐害虫。游巡之后，合村在一起聚篝火、弹月琴、吹口弦，饮酒歌舞，通宵达旦，以祝丰收。有的地区还要举行赛马、斗牛、射箭、摔跤等活动。
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广东等省区。在黔东南和湘鄂川的交界地带(以湘西为主)，有较大的聚居区。
苗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里就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
黔东南、黔南、湘西、鄂西、桂北等地苗族，多以大米为主食，玉米、红薯、小麦为辅；滇东北、黔西北、川南等地苗族，以玉米、荞麦和土豆为主食。饮酒的嗜好十分普遍，凡遇婚丧、节日或亲友来访，都用酒招待宾客。
各地区苗族妇女服饰差异较大，式样约几十种之多，但大多数的地区妇女穿大领对襟短衣和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有的长及脚面，有的短至膝盖。苗族妇女的头饰式样繁多，挽髻于头顶，配上各种式样的包头帕，有的包成尖顶、圆顶，有的把头发绕在支架上高竖于头顶上，别具风格。她们的盛装以黔东南独具特色，把银饰钉在衣服上成“银衣”，头上戴着形如牛角的银质头饰，高达尺余。
苗族的节日很多，苗年(农历十月)在黔东南部分地区和广西大苗山地区比较盛行。但大多数苗族地区都过春节，也称“客家年”。节日中有唱歌、踩鼓、吹芦笙、打秋千、爬杆、斗牛、赛马等活动，同时也是苗族青年男女社交“游方”的好时机。
侗族。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三穗、镇远、剑河、玉屏，湖南省的新晃、靖县、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龙胜、融水等县。侗族源于古“百越”族系，由秦汉时期西瓯中的一支发展而来。
侗族服饰衣料，多用自种的棉花，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细布，绸缎多作盛装和配饰。喜着青、紫、蓝、白、浅蓝等色衣服。妇女喜佩带银饰，银器种类繁多，有顶圈、顶链、手镯、戒指、耳环、银花、银冠等等。通道、三江等县，每逢喜庆佳节，年轻姑娘佩带的项链、顶圈层层叠叠于胸前，手圈八、九对，全副重量达一二十斤，以示富裕荣耀。
侗族人以大米为主食，杂粮有小米、小麦、薯类等。平坝地区多吃粳米，山区多吃糯米。肉食有猪、鸡、鸭、鹅、鱼类、蚌虾等。侗族爱吃辣椒和酸味东西。侗族制作的酸鱼、酸肉，味道香醇，十分可口。侗族人还特别喜爱吃油茶。这种独特的饮食方式，既不同于藏族，也不同于苗族，一天之中，不分早、午、晚，随时可以制作。主要原料是茶叶、米花、酥黄豆或炒花生，猪下水、汤圆或糯米饭以及蒜叶等。饮用时把米花、炒花生(或炒黄豆)、核桃仁、猪肝、粉肠、蒜叶放入碗中，再把滤好的茶倒入碗里就是油茶了。油茶味道可甜可咸，随各人所好。油茶不仅是侗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食，也是对亲戚朋友，特别是远方来客的一种最好的礼节性招待。喝油茶时有一个规矩，就是你无论到那一家，凡是请你喝油茶，你无须客气，因为请你喝油茶，就是对你最大的尊敬。如果你讲客气或不喝，就是对主人的不恭。喝油茶时，主人只发给每人一根筷子，当你喝完以后，就把这根筷子架到自己的碗上，不用说什么，主人一看就知道你不想再喝了，也就不会再给你继续添加。你如果不懂这个习惯，热情好客的主人就会一直陪你喝下去。
侗族民间有许多传统节日，其中有不少节日和汉族相同，但庆祝形式迥异。最盛大的节日就是春节，其次是祭牛神等。侗族人每年都要过斗牛节。还有少数地区在农历十月或十一月间过“侗年”。广西三江、龙胜一带侗族聚居地区，还有各个姓氏的节日，如杨姓过“杨节”，吴、胡姓过“甲戌节”等。
瑶族。内部支系很多，有盘瑶、过山瑶、白裤瑶、排瑶、花瑶等30多种。分布在我国的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区。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瑶族聚居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共建立(或联合建立)了13个自治县。
瑶族是一个保留着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在丰富的瑶族民间典籍中，《过山榜》和《盘王歌》是瑶族人民珍藏的重要历史文献。《过山榜》记录了瑶族的迁徙历史，《盘王歌》则叙述了瑶族祖先创世的艰辛和天地万物的形成，歌词长达3000多行。
五彩斑斓的瑶族服饰，也是瑶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瑶族妇女生产的织锦、刺绣、挑花和蜡染，以其独特的神韵和民族风格，成为海内外称颂的艺术品。
瑶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几乎每月都有，其中，最隆重的有盘王节、达努节等。节日期间，瑶族同胞跳起传统的长鼓舞，举行斗鸟、射弩等多种比赛和庆祝活动。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部的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市；湖北省西部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恩施、巴东、建始、五峰、长阳等县；贵州省的印江、沿河县；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彭水等县。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土家族先民就开始渔猎于这里的山川林莽之中。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大山铸成了土家人大山般的性格，江河赋予土家人江河样的灵性。
土家人的衣料过去多为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喜好青蓝色，有的地方穿麻布。服装样式，起初曾为大衣大袖，满襟、短裤管，男女服装无大差异。后来青年男子着对襟短衣，多纽扣。老人着大襟衣，女装上衣左开襟，袖大而短，矮衣领，衣服沿边都有三条花边。下装起初是八幅罗裙，绣有花边，后改为裤，裤脚有花边两三条。男女喜欢打绑带，包长帕子。土家喜酸爱辣，善饮酒，爱吃合渣。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或几个酸坛子，都晒有干辣椒，一年到头，几乎餐餐不离酸菜和辣椒。合渣是用黄豆磨成，渣、浆不分，然后掺菜叶煮成。
土家族在历史上有“同姓为婚”的情况，现在也还有残存。有“姑家之女，必嫁舅家之子”的习俗，称为骨种。俗云“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姑表婚姻，经过计划生育宣传后，这种情况，已经减少了。还有“兄死收嫂，弟亡收媳”的习俗，称为“坐房”或“填房”。土家族的婚俗独特的地方就是哭嫁，而且哭得较长，在离开娘家前半个月，就开始哭嫁，《哭嫁歌》的内容，包括哭爹娘、哭哥嫂、哭姐妹、哭祖先、骂媒人等，多是诉说离别之情，怕受婆家虐待之苦衷。有一人独哭，有母亲、姐妹同哭。《哭嫁歌》多是长短句，也有五言七句。
土家族丧葬仪式，现在仍保持一些古老形式。在南北朝及隋有“父母死，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在宋时有“巴人踏啼，伐鼓祭祀”等记载。而现在在清江流域一带的跳丧舞，就是从古代的打鼓踏歌、踏啼伐鼓沿袭下来的。
土家族有自己的节日，这些节日都有其独特地方。提前过年或叫过赶年，即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月大二十九，月小二十八过年。在解放前后是较普遍的习俗，就是现在，许多土家还保持这种习俗。四月八日，也是土家族的一个重大的节日。每到这一天，杀猪宰羊，打糍粑，接姑娘回娘家，十分热闹。每到这一天，对耕牛特别优待，吃好的饲料，不耕田。有的地方耕牛死了，掘墓埋葬。有些地方，五月初三、七月十二或八月十五为妇女会，每逢这个日子，妇女赶场集会，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订其终身。
土家人爱唱歌，如湖北省长阳就是著名的歌乡。唱歌不分场合，有感即发：为死人办丧事要唱丧鼓歌；婚嫁喜庆寿诞则有哭嫁歌、陪郎歌；男女相聚有情歌；农业生产有薅草锣鼓歌；祭祀敬神有祈祷歌等。长阳民歌如山似海。“山里姐儿山歌多，山歌要比牛毛多，高山打鼓唱三年，还只唱个牛耳朵。”
土家人奉祀白虎，将坐堂白虎视为家神。古代曾有以活人祭  祀神的习俗，后来，演变为以牛头祭虎。在土家人的神龛上要供奉一只木雕白虎。结婚时，新郎家正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以象征虎祖。跳丧时，要在棺材上盖虎毯，还在丧歌中唱“三梦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盖房子要左有青龙山，右有白虎山，说是“左青龙右白虎，又安静又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