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长江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奔流了上亿年，已经成为大清子民们耕渔货殖的栖居梵所。那些日夜围绕长江行船、耕收稼穑的人们也许不知道，遥远的西部，大不列颠群岛上的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开创了没有载入史册的历史，因为他与战争无关、与变乱无关、与宗教无关、与生存无关，仅仅是人类短暂脱离生存空间的小插曲。

1842年7月5日，有个叫托马斯·库克的英国人，低价包了一列火车，组织570人从莱特斯特到拉夫巴罗（两个小地方）参加戒酒大会，从目的地到终点站只有12英里，前前后后的时间也就一天多，活动也平淡无奇，但经济意义上的旅游从此诞生了。托马斯·库克一举成名，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旅行社，至今仍在。人类的旅行行为形成了组织，从最初是12英里，到今天的全球旅行，也仅有160多年。

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走进人类的视线时间很短。在国外，直到19世纪初，在《牛津辞典》中才有Tourism这个词的出现，而且意思和今天的旅游概念大相径庭。中国在1979年修订的《辞海》以及增补本中，甚至找不到“旅游”的词条。对于历史而言，旅游与现代生活的诸多新鲜事物一样，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新生幼子”。

1841年后一百多年的中国深处战争、殖民、变乱的创伤困扰当中，王朝更替，民生日蹙，国难当头，中国人的奔走方式是以谋求生存方式出现的。尽管那个时代的殖民者能将军舰开到武汉，但那个时代的长江是禁锢的，封闭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让长江如此充满了屈辱、苦难和愤怒。

也正是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西方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强大与中国的衰落形成文化落差，在西方的文化生活辞典里，观光旅游和饭店业这些代表当时人类社会新需求的东西，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不断成长。而在中国，旅游的发展如弱草萤灯，时断时续，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出现有组织的旅游行为，旅游在当时是接近奢侈的权利，这种权利垄断在外国殖民者手中，垄断在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政客、富商和文化人手中，旅游与平民的距离，比通往民主、自由之路更为遥远。

旅游与长江有什么关系？翻开国家旅游局出版的《中国旅游50年》，你会发现，竟然有那么多巧合，让中国旅游与长江襟带相连：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指南》；19世纪长江流域开辟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带有殖民色彩，但这也是商务旅行的开端；1923年，由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旅行部”，在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上海诞生；中国第一批旅游饭店也在长江流域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第一批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中国国际旅行社又在其中；1978年，邓小平同志发表的一次关系中国旅游业发展命运的讲话，就出自黄山之旅；“长江三峡”是我国第一批进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列的景点。长江三峡旅游线被世界旅游组织推荐为与西安兵马俑、北京故宫、桂林山水并列的四条 “经典中国之旅”线路之一。

长江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江代表了中国博大的自然风物，长江旅游与中国旅游同步，长江旅游是中国旅游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对于长江而言，旅游的出现，揭开了长江文化和生活的新篇章，给长期背负生存、发展和内外竞争的沧桑长江增添了一道绚丽的亮彩，长江文化因此轻松了很多，长江文化籍着旅游的航船，驶出六千里水道，飘扬过海，走进世界，汇入世界旅游的大海。旅游之于长江的意义在于，他解放了封闭的长江，他给了世人阅读长江的自由，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旅游所代表的终极意义：精神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