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与文化    
        在中国古书中，最早提到“文明”一词的，大约要算《周易》。《易·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人孔颖达《疏》云：“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所指为自然天象。宋儒朱熹《周易本义》则说：“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所指已是人文教化。《易·贲·彖辞》又说：“刚柔交错，（1）

(1)此据朱熹《周易本义》(中国书店1994年，第50页)说补。一般以为《周易》经文形成于西周初年，而传文(即所谓“十翼”)则不晚于战国中期。换言之，在中国古书中，“文明”一词至迟于战国中期已出现。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自然天象（天文）与人文教化区别看待，而“文明”则属于人文范畴。所以孔颖达《疏》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乎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文明”概指“诗书礼乐”教化之功。
        《周易》一书中多处提到“文明”一词，大多与“离”卦有关。在八卦取象的约定意义中，“离”卦象征太阳、雷电、烈火，是自然界中的光明景象。“文明”的原始含义是光彩、光明、华丽，所以凡是由“离”卦组成的复卦，大都有“文明”意象。“同人”为上乾下离，“彖辞”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大有”为上离下乾，“彖辞”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明夷”为上坤下离“彖辞”曰：“内文明而外柔顺。”内指离卦，外是坤卦。“革”为上兑下离，卦辞云：“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辞”称：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用汤武革命来解释《革》卦所具有的“文明”之象，可见《彖辞》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己赋予“文明”一词以社会进化的意义。《荀子·不篇苟》进一步发挥说：“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通”即变通、变化。改革变通可以达致文明，是战国时代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这是我国古代固有的文明观念。
        然而，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文明”概念，却是由西方传入的。在西方主要语言英、法、德语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后来派生出Civitas（意为“城邦”）和Civilitas（意为“市民资格”)，最终形成今天所习见的civi1ization一词。在西方，“文明”这个词与中世纪的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18世纪“文明”一词开始出现时，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范。康德于1782年在《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一文中写道：“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达到了很高的修养，我们太文明了，以致繁文缛节成了累赘。”1857年，巴克尔（Buck1e）撰写《英国文明史》（Hstry of Civi1iaton in English）则首先将“文明”纳入历史考察的范畴。不过，早期的“文明”一词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直到19世纪，法文中的“文明”还是作为“文化”来使用的。英语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文明”与“文化”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文明史”往往等同于“文化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德国社会学家试图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但没有统一的意见。一些学者将“文化”限定在物质技术方面，意指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及由此取得的物质技术成就：“文明”则意指社会对人的本能的制约，即人对其自身的改造和支配。但另一些学者如阿尔弗雷德·韦伯，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区分。不仅如此，在西方各主要民族中，“文明”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在英、法两国，“文明”的概念是既指物质成就，又指道德水准，集中地体现了英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所起的作用。而在德国，类似的概念是用“文化”一词来表达的，德语中的“文化”一词通常仅指思想、宗教、艺术及哲学，不包括物质技术成就，“文明”则指次一等的价值，是一些有着实际用途的东西，包括人的外表仪容和生活的表面现象。“文明”和“文化”在概念上的不同，反映了民族历史和民族意识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着他们的‘文明’。”(2)

(2)［德］诺贝斯·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64页，三联书店，1968。

        上述种种，己使得“文明”的含义在当今世界的语境中显得十分复杂，对此，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转录如下：
文明指与原始或野蛮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系列社会特征。……什么是这种文明阶段的特征的标志，并没有形成明显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文明包含在“现代性”中，就是说，包含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之中，以及包含在存在着历史发展和进步这种文化信念之中。还有人认为，文明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所有社会成员，比如家庭、团体、国家和宗教机构，“个体”增长了自主性。还有一些人认为，文明意味着日常生活中非野蛮的行为，最广泛的意义上的社会礼仪。或者认为，文明意味着降低或缩小法定暴力的范围，以及拓宽对残酷的理解。当然，对许多人来说，文明涉及了所有或部分上述特征的组合。(3)

(3)［美］沃靳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2）。

        沃勒斯坦对文明概念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对“文明”的理解。从总体上讲，“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文明”的社会有别于或相对于“原始”或“野蛮”的社会。文明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进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明”应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
        首先是物质技术层面。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物质文明”就包含了这层意思。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成就是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技术的进步，从最初的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乃至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某一种或多种关键性的物质技术成就显著地标示出来，充分说明了物质文明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成就除了表现为时间上的不断进步之外，还有一个空间的不断扩展过程。举例来说，在我国城市中已开始普及电视、电话时，有些僻远山区乡村甚至还没有电灯。当西方主要国家已跨入信息时代时，广大的第三世界的信息产业还刚刚起步。“文明”在空间上的差异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交通因素。便利的交通和有效的传播手段往往可以加速文明的传播，从而逐渐消除文明的地区差异。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传播手段落后，人们相互隔绝，文明的地区差异会更大，从而形成为不同的文明类型。所以，我们在注意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必须了解文明在地域上传播与扩张。
        其次是社会组织层面。人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和组织形式，而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最初形成的大约是由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婚姻关系以及由婚姻关系所结成的家庭。随着人口的增加，家庭的规模也许会扩大，也许会产生分化，自然界中的食物来源会逐渐减少，人们的生活也许会变得艰辛困难起来，如果再加上天灾人祸，就会出现生存危机。这时众多的家庭或更多的人群就会联合组织起来，结成更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以便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食物。在古代，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来源，保证稳定的收成，人们往往修筑大型的水利工程。在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必须有所分工、有一定的组织：有些人负责开采石料，有些人负责运输，有些人负责修筑，还有些人则专门负责指挥调度。这后一种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也许就是在兴修这类大型工程的过程中，出现早期的统治首领，他们凭着杰出的组织才干和领导能力，成为某个“社会”的头头，具有某种特权，形成一定的威望。为了维持和维护他的特权和威望，在他的周围会出现一个特定的阶层，他们往往借助武力和刑法来维持统治秩序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时，社会组织就由家庭为主的形态发展演变为国家形态。一般以为，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国家产生的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由兴修大型工程所导致的国家只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在国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以血亲为主转变为以地域为主，根据财产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人们被区分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在古代，统治阶层是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被统治阶级则散处在城外的乡间野地里。古汉语“城”与“国”是一个意思，所以前者被称作“国人”，后者则叫做“野人”。“国”与“野”之间不仅地理景观不同，文化景观也迥异。居住城市的国人们讲究礼节，享受精致的食物，过着优雅的生活，形成所谓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定居乡村的野人则形成一种“小传统”（ttle  tradition)。在原始社会中，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不明显，无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随着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出现了专门的、特定的神职或文职阶层，他们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历史和思想，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国家前途，形成一整套治理国家、协调人际关系、关心宇宙未来的理论学说，于是“大传统”便从“小传统”中分离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小传统的分离，就是古代文明产生的标志。(4)

(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起源》，13页，三联书店，1966。

        在文明社会中，大传统往往具有先锋性，它是雅致的代名词，体现着文明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展方向，然而它是易变的。小传统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最能反映地方传统和地区特色。
        最后，文明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礼貌和礼节。在日常用语中，“文明”这个词总是与“礼貌”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文明礼貌”、“讲文明、懂礼貌”。等等。很显然，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他是否有“礼貌”。中华民族号为“文明礼仪”之邦，讲“礼”的文献多不胜举。在传统“十三经”中，直接讲“礼”的就有三种——《周礼》、《仪礼》、《礼记》，对人们礼仪行为的规定不厌其详，各种礼节花样繁多，在此不能一一细说。我们想说的是，种种“礼节”的规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从身边简单的例子开始，比如，随地吐痰是不文明的行为。为什么？这是因为随地吐痰很不卫生，大庭广众之下随地吐痰会遭人非议，这时吐痰的人就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再比如，聚众进餐时不可高声喧哗，不得用手抓食，更不能随意擤鼻涕。诸如此类，都属于不文明的行为。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中，有一些显然与“卫生”无关，而完全出于一种道德的规范和心理的约束。所以，文明的出现大约与人类的羞耻心理有关，文明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道理德规范和社会约束。个人的文明行为不是与生俱来、生而有之的；它是一种后天的强制性行为和规范。一个人的行为愈文明，他离自然的状态就愈远，人为的强制性规定也就愈多。传统儒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国家、社会前进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纯洁无私的心灵、优雅的行为举止，这样的社会一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
        文明的上述三个层面实际上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关系：物质文明和技术成就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组织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明礼貌、礼节则更多地表现为人自身——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由这后一种关系产生了宗教、艺术、哲学和思想。三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彼此交叉，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协调发展。从“文明”的概念看，社会组织层面往往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中心，有学者甚至断言文明史的研究就是城市社会史的研究，(5)

(5)参看［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190—1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虽然有失片面，但亦可见“社会”对于“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本书既以“文明演进”为题，实则围绕上述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叙述的重点将放在最能反映长江流域技术成就和社会进步方面，在注重文明的纵向演进的同时，还将关注文明在不同地域上的扩张和在各个社会阶层的普及。



    2.关于长江文明    
        应当强调指出，长江文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只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区域文明类型，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次生形态。作为一种区域文明类型，长江文明一方面是中国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长江文明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特征在文明的初始阶段即已显露端绪。对于长江文明的早期特征，李学勤先生曾列举如下数项：
        第一，早在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其发达的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比如说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自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花纹蜕变而成。
        第三，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实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于人们意外．最近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墓的发现，轰传海内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的。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矿。
        第五，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已有一些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物品从东南亚来到殷都，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伸展至遥远的南方。(6)

(6)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序言》，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举一些。比如，作为古代文明象征之一的城市遗址，迄今年代最早者发现于湖南澧县；比如，作为古代文明的另一种象征形式的礼制建筑物——祭坛，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瑶山祭坛遗址，与北方地区相比，就毫不逊色；又比如，近年楚地出土的大量战国简牍文书，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先秦诸子的认识，以致于有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呼声。诸如此类的实物例证表明，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有着自身的源头，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人类文明史表明，越是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就越大，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也越强。我国幅员辽阔，南北的自然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了南北文明的不同发展轨迹，梁启超在《中国古代思潮》一文中指出：“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域，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在文明的发展轨迹上，南北亦各不同。北方黄河流域以粟作旱地农业为主，南方长江流域以稻作水田农业占优。北方地势平坦，集体农耕发展了大型团体社会组织；南方河湖纵横，山林密布，单门独户的经营方式导致个人主义流行。在宗教信仰方面，北方由于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氏族意识浓厚，盛行祖先崇拜；南方则长期信仰动物崇拜和鬼神崇拜。在思想文化方面，北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长于政治法度；南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偏向神话思维。(7)

(7)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

        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南北地区有不同趋向。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之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态、抒情之体。”这是从文学的发展角度说明南北不同。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则从王朝建都的角度比较南北政治文化的差异，他说：“北方宅都时代而南方无他都者垂二千年，其南方宅都时代而北方无他都者，惟明太祖、建文共二十五年耳。”刘、梁二氏的说法虽在细节方面尚有可商之处，然则大的方面却不无道理。
        中国政治文化常以北方为重心，帝国的都城常在北方。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边患多来自北方，出于抗御外敌的考虑，定都北方的时候当然会更多一些。但自中唐以后，中国文化或文明的重心已不可逆转地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南方已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之所系，社会文化水平实高出北方地区，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已号为“人文渊薮”，文人学士多出于此。扬州由于富商聚会，风尚奢华，影响所及，全国莫不以扬州时尚为楷模，竞相效仿。今日之所谓“洋气”者，其始实源于扬州之风气也。降至近代，长江流域更是得风气之先，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城市率先接受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在古今中西的冲突和融合中，完成了从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近代转型。根据长江文明的内在发展理路，参照中国文明的总体格局，我们拟将长江文明的演进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



1．孕育期
        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已开始出现各种文明的因子，如早期城市、文字、金属铸造及大型礼制建筑等。与北方黄河流域相比并不逊色。按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意见，全国范围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8)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35—99页，三联书店，1999。

        六大区系中有近一半在长江流域。六个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每一个地区都孕育着文明的因子，它们共同奏响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交响曲。



2．勃兴期
        在由文明的前夜跨入文明大门之际，南北文化却有了不同的际遇。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明史是从夏朝开始的，而夏朝统治的中心，一向被认为是在北方黄河流域。(9)

(9)近有学者提出夏王朝兴起于长江下游江浙地区，但还缺乏坚实的证据。参看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1994。

中国古典文明的黄金时代——夏、商、周三代，其中心仍不出北方黄河流域的范围。北方黄河流域确曾迎来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这是毋庸讳言的。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出于北方集团对南方部族持续不断的打击，从而导致了南方地区文明因子的中断和消失。(10)

(10)关于南方文明为什么没有在相当于夏代的史时期与北方同步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学者们对此的解释也很多。不过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尧舜禹曾多次征伐居住在长江中游的古三苗人，很可能是导致这一地区文明因子衰弱的一大主因。参看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231—2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不过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经过漫长的积蓄和等待，长江文明终于喷薄而出。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中游的荆楚文明、下游的吴越文明，共同奏响了长江文明的华采乐章，是那么雄伟壮观，又是如此婀娜多姿。



3．发展期
        公元前223年，秦国攻灭楚国，对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将长江流域文化纳入大一统的文化格局范围，使得长江文明更有效地融到中华文明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秦的军事打击，对长江流域原有文化带来很大的破坏；秦及汉初将各地豪强富户移民关中，其中不乏来自长江流域的佼佼者。加之秦汉建都关中，自然以关中为立国根本。如此一来，我们从《史记·货殖列传》中看到的西汉初年长江流域，就不免是“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的萧索景象。但是，至迟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开始了。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南宋时期，经过三次规模空前的北人南迁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早在南朝后期，长江下游已是一派繁华景象。中唐以后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己出现在长江流域，时人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和成都已成为数一数二的商业大城市。迭至两宋，南方不仅经济成为全国的重心，文化事业也凌驾北方之上，成为全国的先进。由于大量南方士人入主朝政，竟引起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北方士人的强烈不满。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种种争论，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南北士人在政治上的一次正面交锋。明中期以后，长江中游继下游之后兴起，“湖广熟，天下足”民谚的流行，足以说明长江中游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全面开发，文明果实已垂垂累矣。



4．转型期
        1840年，西方列强的枪炮声轰开了沉睡的国门，中华大地从此变得血雨腥风起来，就在这血雨腥风中，长江文明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蜕变，从此开始了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历程。其实，早在这之前，长期积累的古老文明已经开始了某种程度上的近代演进，长江三角洲地带已出现若干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只不过其进程与后来的变化相比，显得较为缓慢，而不太引人注目。无论如何，在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长江流域是先行者。它也经历了从工业机器生产到制度变革再到思想文化洗礼的全过程。在此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湖湘文化、江浙经学等不同的区域文化群体，而上海更是作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出现在东方之滨。“海派”也成为某种时尚的代名词，其影响至今不绝。
        上述四期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第三期时间过长，还可以中唐安史之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长江流域的大发展主要是在后期。如果考虑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11)

(11)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曾经是史学界长期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封建社会的截止时期多确定在1840年，其起始年代则众说纷纭，最早者可以早到西周，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最晚者大约晚到东汉以后，即公元3、4世纪。即使按最晚的年代计，中国封建社会也长达一千数百年之久。长江流域文明史分期固然有相近的一面，但公元前223年楚国的灭亡和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是两个显见的标志。我们把这之间漫长的2000多年看作一个时期，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总体特征也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可参看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这种划分也不失其合理性。
        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曾将文明的演进分为四个主要时期，分别象征着文明的春、夏、秋、冬四季。(12)

(12)［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尤其是书后的附表。

        这是一个富有启发的意见。我们也不妨将长江文明的四期发展看作是四季的演替：
        第一期孕育期是长江文明的春天，文明的种子在萌发，各种考古学文化的遗址有如似锦繁花，点缀在长江两岸。然而春天毕竟刚刚解冻，原始巫术有如阵阵寒风不时肆虐长江大地，洪水也危及文明的成长。有的文明种子被摧残了，有的则顽强地存活下来。
        经过春天的催生，长江文明迎来了欢快明亮的夏天，这就是长江文明的勃兴期。夏天象征热烈、热情、丰富多彩，夏天充满活力与激情。吴越争霸的惊险诡秘，楚国漆器图案的浪漫奔放，都象征着长江文明夏季的到来。这是文明的青春期，狂热、浪漫、明亮、辉煌……
        长江文明的第三期象征着秋天的到来。秋季里既有瑟瑟秋风，又有累累果实。如果说夏天的长江文明热情奔放，那么长江文明的秋天则充满了理性和成熟。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长江文明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转型期的长江文明有些许冬天的景象。冬季蕴育着希望，准备着蜕变。旧的东西逐渐消亡，新生事物正在酝酿之中。冬天虽没有春天的生气，缺少夏天的热情，也无秋天的成熟。但正如诗人所说：“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