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沧

行吟江畔，那滔滔东逝水的景象，最能激荡起“世易时移”的感慨。当年，苏东坡兀立黄州赤壁矶头，看“大江东去”，不禁叹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辛弃疾登镇江北固楼，望浪激三吴，慨然抒怀：“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不止“苏辛”二位词章大家，举凡志士仁人、文豪骚客，大致都有“江声不尽兴废事”的思绪情结。这也是千百万“匹夫”的思绪情结——“历代兴亡亿万心”(周昙《吟叙》）。

    领会先贤临景神情，思考前人析理史笔，本书作者不揣浅陋，参照史料，撰文为章，编缀成书，冠名《风雨苍黄》，专记长江流域千古兴亡事。

《风雨苍黄》所要介绍的，是从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期至公元一九四九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王朝或政权的故事。这些王朝（政权），或为先秦立霸业于南方的诸侯王国；或为分裂时代的割据政权；或建都于长江流域的统一王朝。它们的春秋流迁、沧桑演变，本书当然难以一一细述，只能是极粗线条地勾勒出一幅幅盛衰兴亡的大致轮廓；它们的是非成败、业绩功过，本书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评说。我们所能做的，首先是浅尝辄止式地讨论一个中心问题——兴废缘由何所是？ 

长江流域的诸王朝或政权，其兴、其败，虽说是各有情形，各具特色，但大致都包含有共性的问题，正象苏东坡所讲的：“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策断二十三》）就是说，一个王朝或政权之所以能够兴盛，是由各种因素积聚的结果；而之所以败亡，那一定是出现了致命的死结。

    我们的祖先在探索王朝兴亡的时候，往往走进误区。比如《礼记·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是在自然征兆与国家兴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显然是无稽之谈。唐朝人刘禹锡说得好：“兴废由人事”（《金陵怀古》），与自然征兆何干！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女祸亡国论”，把国家乱亡的祸胎归之于宫中美人，也是陈腐不堪的偏见。古代早有智者不以为然，唐人陆龟蒙认为：“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王安石也说：“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宰嚭》）他们都否定了“西施亡吴”的传统说法，还历史以公道。

那么，国之兴亡系于何处？细寻缘由，不止一端。大致说来，人才得失是其一，腐败与否是其二。惟此二者最为紧要。

先说其一。国家兴衰治乱的重心 在哪里？本书记述的诸多王朝或政权说明，重心在人才。譬如，春秋的吴、越，三国的蜀汉、东吴，它们的兴亡皆与人才得失有关。刘备“得相能开国”，而刘禅亡国则是“蜀中无大将”；吴王夫差得人才伍子胥而兴国，又因“恃霸弃雄才”而败亡。由此看来，东吴、蜀汉以及其它诸王朝大都难以逾越一个共性的问题：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创业之初无不重视人才、求贤若渴，对有识之士能做到肝胆相照、言听计从；一旦江山坐稳，便骄傲专横，猜忌能臣、疏远贤才，由重视人才转而喜欢奴才、庸才，甚至重用奸佞，整治、摧残人才，结果误己误国。这算得上是一条规律，也是一个王朝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乃至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王安石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兴贤》）

再说其二。大凡亡国的，有的是割据小朝廷，内部必亡的因素并不突出（如五代吴越、荆南），却归于统一王朝，这是顺应历史大势，另当别论。除此而外，大多是因腐败而亡。本书开篇所讲的楚国，论疆域比秦国大，论财力比秦国富，至于精神文明，秦国更不能望楚国的项背。然而富裕文明的楚人却咎由自取，先把自己置于必败之地，秦人才得以收必胜之功。“咎”在何处？端在楚国贵族的腐败。无独有偶，曾以伟业丰功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也是由于新贵们迫不及待的腐化而导致败亡。唐人李商隐曾总结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连奢侈都能导致国破家亡，何况腐败！更不用说政治腐败。

 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才得失、腐败有无，事关兴亡，为何长江流域的诸多王朝却一个接一个重蹈覆辙？为何逃不脱“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古代先贤没有找到明晰的答案，也没有追根溯源。现在清楚了，问题的根源是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无所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排斥人才，绝对导致腐败。所以历史上的王朝都受周期率支配。哪怕是经过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也因为蒋介石背叛民主、实行独裁专制，结果导致南京国民党政府迅速腐败，众叛亲离，倾刻崩溃，落荒逃往海岛一隅。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长江流域王朝的兴衰昭示后人，要铲除专制腐败，跳出兴浡亡忽周期率的支配，只能走一条新路，即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

本书对诸王朝“见盛观衰”，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力图达到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发展变化。 

长江流域的诸王朝，就多数而言，是分立政权，或出现在先秦诸侯争霸的时代，或出现在东汉、唐末以后的分裂割据时期，总之是历史的转折时期。转折期的历史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分析诸分立政权的演迤似可寻觅到答案。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这洞幽察微的至理名言，揭示了世间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历史也如此。魏晋南北朝、五代都是兴废争战极其剧烈的时代，割据政权竞相登台，相互争斗，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人民遭受的苦难难以缕述。这一切都是历史演变的“果”而非“因”，三国是东汉末军阀混战的继续和发展；五代也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混战的延续和发展。归根到底，是汉、唐统一专制王朝内部机制失衡而转化的结果。然而，犹如百川归海，中国历史的趋势，总是向团结融合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份重要政治遗产，它昭示天下，在中国本部，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政权的分立，而不是传统国家的消亡。所以在分裂时期，更是不断滋长统一因素，各分立政权不仅都没有自外于中国的观念，反而无一例外都在为重建统一的中国而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分裂从未中断中国的历史，反而往往成为打破统一表象下充斥的守旧、停滞、僵化、腐败、反动的一种契机，各分立政权的相互竞争激活了历史，成为走向新的更高统一的一段过渡。长江流域的分立政权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对于魏晋南朝和五代南方七国，传统的看法认为那不过是混乱倒退的黑暗时代，一个有太多眼泪和死亡的不堪回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似无任何积极因素可言。其实这是古代文人留传下来的偏见。这两个分裂时期表面上是乱，实质是变，一种各方面朝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积极变化。北方不论，就长江流域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等分立政权而言，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富于变化——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变化。以政治而论，这些政权的变化表现为：东晋是门阀政治，即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有文化的家族（士族）依靠家世门第世代垄断高官、清官职位；而从南朝刘宋开始，士族走向衰落，到陈朝士族完全没落，南方豪霸酋帅兴起。自此以后，门第高下基本上以官位而定，仕宦从法定上来说，主要靠才能而非家世门第了。经济上，长江流域取得了超越秦汉时期的大发展，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玄学、佛教、道教相继兴盛，猛烈冲击西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形成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著名学者宗白华评论说，这个时代“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人们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书法等，都显示了超迈前代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这些发展变化，不仅影响当代，而且影响后世。我们看到，隋、唐统一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深刻变革、巨大变化，大体上都是对东晋南朝变革的衔接、继承，史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南朝化”。也就是说，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大一统的盛世唐朝形成，很大程度上发轫于东晋南朝。由此不难看出，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在历史转折时期除旧育新的巨大功绩。

同样，五代十国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人们常说的“唐宋变革”中，南方七国政权（前蜀、后蜀、楚、荆南、吴、南唐、吴越），都经历了大的变化，实行了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社会生产力获得超过北方的大发展，江南因而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此外如火药在战场上出现、雕版印刷的盛行、一种新体裁的诗歌“词”的兴起，都表明长江流域从此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如果联想到宋朝统一全国后，江南始终是全国的经济支柱，“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代文学家都出自长江流域，我们有充足理由认定五代长江流域七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转折期，虽然最终仍是由北方建立的政权（隋和宋）实现统一，但南方长江流域的各分立政权为统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主要表现在如上所述，这些政权为复归统一创造了许多条件，积累了统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前提。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和前提，不论隋帝国还是赵宋王朝，实现统一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从更高层面上看，各分立政权无一例外为国家统一而争斗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那就是为什么世界五大文明古国（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墨西哥）的其他四个都曾没落中断，唯有中华文明悠久绵长，延续至今。

就象不能因为肯定帝国统一而否定割据政权的地位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肯定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看不到它缺憾的一面。

以楚国为例，楚人立国八百年，创造了堪称“与日月争光”的楚文化，以其为坐标，楚国的历史地位便不言而喻了。然而，“秦王扫六合”，灭楚而一统天下，秦国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了。当我们把二者联系起来，对楚亡于秦作历史评价的时候，怕是要有思辨的分析了：楚入秦，政治上或许有所得，文化上则实在有所失。正如《湖北通史·先秦卷》指出的，完成大一统后，“秦国的君臣把定于一统和定于一尊推到了极端：只要共相，不要殊相；只要一元性，不要多元性。除了法令、技艺、巫术之外，一切都被视为惑众乱法乃至犯上谋反的异端邪说。于是，在南楚之地，环境由宽松变为严酷，气氛由活泼变为沉闷，思想由自由变为拘谨。学者洞烛幽微的玄言和针砭时弊的警句，诗人的牢骚和讽喻，以及无拘无束的想像力和创造性，都销声匿迹了。”由此看来，政治上所得者小，文化上所失者大。当然，这个历史责任不在“统一”本身，端在秦帝国统治者建立的机制和政策。 

赵宋王朝也是如此。五代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江南成为最富庶的地区，统一后这里成为宋帝国的支柱、经济的命脉，然而高度集权而急遽腐败的朝廷和百官，对南方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民间造反，先是长江上游的李顺、王小波起义，继而长江下游爆发方腊起义，说明宋朝在统一后，又滋生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此外，宋朝强化君主专制以企图铲除五代割据的弊端，却又造成武功不兴、政治上暮气沉沉的局面，及至中期发生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连改革和变法都不能扭转了。

 总之，历史是个多面体。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如庄子所讲的：“大知观于远近”（《庄子·秋水》），从远近、多角度的观察中通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