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便捷的舟楫之利，是长江给予中华民族的丰厚馈赠，从远古的一叶扁舟，到今天的艨艟巨轮，长江不知疲倦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船工的辛劳和创造，承载着我们民族的艰难、奋斗和希望。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长航集团)，是中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企业。其前身轮船招商局和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孕育出著名的企业家，创造过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
1873年，招商局开业，这个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企业在各报刊登广告，“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设局置轮，以维航业而塞漏卮”。
1925年，民生公司初创，船上悬挂着标语“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船员的床单上印有警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
2003年，长航集团总经理刘锡汉提出“勤俭、诚信、团结、一流、创新”的长航精神。
这只是历史长河中几片波光粼影。一百多年来，几代长航人激流勇进，前仆后继，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辛勤劳作，奋力拼搏，历经曲折，初衷不改，可为讴歌，可载史册。
一
招商局是轮船招商局的简称，于1873年在上海创立，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国企业。新中国成立前，招商局在海运和长江航运方面与外国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并以资金和人才输出，扶助了中国近代采矿业、纺织业、电信业、金融业、冶金业、铁道业的诞生和成长；招商局还用资金赞助了初生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在历次中外战争中，招商局都义无反顾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英勇地抗击侵略者。招商局如此重要，历史上的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加以控制，展开过激烈的争夺。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社会主义长江航运事业的基础。
轮船，这个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世界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西方列强，用轮船作为世界贸易的基本运输工具，拓展资本主义市场，掠夺资源，谋取利润。轮船，装上枪炮，便成为炮舰，西方列强，用炮舰作为侵略利器，横行四海，耀武扬威，发动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自1840年起，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华的国门，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就是在停泊于南京江面上的英国军舰上签订的。1861年，英国商船“火箭号”首次从上海抵达汉口，货物每吨运费20两白银，乘客每位100两白银，600海里的内河近程收费，比从上海至伦敦10000多海里远程运价还高，暴利惊人。于是外国轮船公司蜂拥而至，长江流域的丰富资源广阔市场高额利润，使列强狂喜不已。
不甘落后，意欲自强，国人中的远见卓识者，为创办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多方呼吁，破除阻力，呕心沥血，运筹经年。第一个提出建议的是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遭守旧派官僚反对。曾国藩踌躇再三，然而他决心已定时，离临终只十多天，遗憾而去。李鸿章精心谋划，力排异议，筹集奖金，择揽人才，奏请朝廷，经皇帝上谕批准，轮船招商局才得以于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
创办之初，招商局向英、德等国购买轮船，1873年7月，“永宁”轮从上海开往汉口，中国轮船首次航行长江。筹股、运漕、添船、造栈、揽载，招商局同“怡和”、“旗昌”等外国轮船公司激烈竞争，并于1877年兼并了美商“旗昌”公司。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兼并外国公司，在航运市场站稳了脚跟，外国公司封杀中国新生航运业的企图随之破灭。到1937年抗战前夕，招商局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同英国的“怡和”、“太古”，日本的“日清”公司相抗衡，形成三国四方的格局。招商局的发展，得到政府、华商和国人的支持，有利于民族经济的进步和民族自尊心的增强。
招商局于1875年创办保险业，后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交通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1876年招商局投资兴建开平矿物局即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煤矿，招商局首任总办唐廷枢兼开平矿物局总办。1881年在该矿兴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1879年，招商局架设了天津大沽码头到紫竹林的电话线，这是历史上中国自己开发的第一个电信工程。招商局还于1882年投资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近代首家新式纺织企业。1888年，招商局在上海开办关栈，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保税仓库。1896年，招商局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为近代第一家中国银行。从1896年起，招商局投巨资于汉冶萍公司，这是历史上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矿联合企业，其领导职务亦由招商局派员兼任。
1895年，招商局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为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招商局参与筹建上海南洋公学，并多年投资赞助，发展成上海交通大学。招商局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874年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招商局“伊敦”轮于该年8月8日从江苏装运中国军队赴台参战，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企业首次参加反侵略战争。招商局拨款支持北洋水师建设。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招商局采取换旗易帜的策略，保存实力，维持军运。尤为可歌可泣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招商局在长江沿线的江阴、马当、武穴等处沉船御敌，构筑封锁线，共沉船18艘，达34000多吨。招商局轮船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运送军队，撤退难民，破釜沉舟，同仇敌忾，展现了中国海员工人爱国主义英勇顽强的高尚品质。
长期担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实业家、资本家，近来有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商父。他的一生展示了从官僚到官商，再到商民的转化，显露出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现代化进程的艰难。
任招商局会办的郑观应和马建忠，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变法维新的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893年一经问世，立即有各种版本印刷十多万册，洛阳纸贵，从王公大臣到布衣百姓，争相阅读。其变革思想，影响到戊戌变法。1939年，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对一位美国记者说：“《盛世危言》激发了我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在读了这本著作后，青年毛泽东毅然走出韶山冲，探索救国真理。
马建忠则提出著名的《富民说》，提倡“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至今仍振聋发聩。
由于招商局的重要地位，在近代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李鸿章逝世后，袁世凯竭力排挤盛宣怀，力图控制招商局。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临时政府财政窘迫，向招商局借款。1927年，蒋介石北伐还未到上海，就派员接管招商局。国民党各官僚派系都设法染指招商局以图私利。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与民国头号杀手王亚樵密谋，将政府任命的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刺杀于办公楼前。继任总经理刘鸿生经常收到夹带子弹的恐吓信，受蒋介石表兄俞飞鹏的打击而辞职，后来又被蒋经国威胁勒索交出价值千万的黄金白银和美钞，换成不值分文的金元纸券。因为招商局一直受到官僚的控制，其经营者弄权徇私层出不穷，中国特有的官商弊端，使招商局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招商局也因此陷于困境，至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在长江流域已是四面楚歌，招商局在长江航线全部停航。轮船被国民党军队接收，向台湾撤退军队、物资和官员，局面混乱不堪，事故频出。1948年12月3日，招商局“江亚”轮超额装载旅客2607人，加上船员191人，共2798人，从上海开往宁波，下午6时在吴淞口外爆炸沉没，造成1483人遇难，只比“泰坦尼克”轮遇难人数少34人，造成20世纪航海史上第二大海难。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招商局海员工人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护船迎接解放和将船开往解放区，举行起义，气壮山河。1949年4月13日，招商局“中102”登陆舰装载国民党御林军伞兵三团离开上海，计划去福州。途中伞兵三团和“中102”舰举行起义，于4月15日驶抵连云港解放区。6月5日，人民解放军在上海正式接管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等高级职员站在人民一边，没有去台湾，留下来和招商局职工一起迎接解放，并立即恢复运输，首先开通长江航线。被国民党军队劫持南逃广东、香港的招商局轮船，也纷纷起义。“海辽”轮9月19日从香港出发，途中更换油漆和船名，伪装成英国轮船，与国民党海、空军斗智斗勇，于28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达大连港。10月23日，全体船员致电毛泽东主席。24日，毛主席复电向“海辽”轮全体船员表示祝贺。
新中国成立后，在招商局基础上，社会主义长江航运和海运事业不断发展，如今形成长江航运和中国海运两大航运集团公司，招商局香港分局发展成招商集团公司。
二
民生公司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1925年在四川省合川县成立。公司领导人卢作孚当时只是个失业小职员，没有个人资产，此前从没经营过实业。他四处借债，多方奔走，才筹集到8000元股资，亲自到上海造了一艘长不过22米、宽只有4米多、重70吨的小船，取名“民生”。历经千辛万苦，卢作孚将船开回重庆，于1926年8月开辟合川县城至重庆市的嘉陵江航线，开始实现他“促进交通，开发产业”的实业救国的理想。十年后，民生公司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其实力仅次于国营招商局，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奇迹。
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是一个传奇性的爱国实业家。他1893年出生在合川县一个小商贩的家庭，17岁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加由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革命家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做过学校教师和报社记者，曾任《川报》主编和泸州教育局长。也曾得到四川军阀杨森和刘湘的器重，多次委以高官而不就。在任民生公司总经理期间，他经常穿民生公司员工的布制服，脚蹬草鞋，头戴草帽，四处视察，站着和员工共进午餐，拿的薪金少于一个船长，公司奖给的股金不要。他也能西装革履和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周旋，多次使政府控制民生公司的企图落空。抗战后期，户作孚飘洋过海，到美国考察。美国刊物誉之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加拿大政府给予他巨额贷款，资助民生公司建造新型船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终使民生公司陷入破产困境，卢作孚拒绝去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率领在加拿大建造的新型船队从海外归来，受到人民欢迎。卢作孚当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之一。
20世纪初，四川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政局不稳，川江航运环境险恶，多家轮船公司亏损严重，民生公司以微薄的投资起步，在短短的十年间便统一川江，并将航线伸拓到长江下游，规模仅次于当时已有60年历史并由中央政府经营的招商局，效益在长江航运企业中名列第一。这种成功绝非偶然，在卢作孚领导下，民生公司制订了正确的企业发展规划并加以认真地贯彻实施；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科学创新，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了现代性质的企业管理制度；把进步的时代精神引入企业管理，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比70年代西方研究企业文化早半个世纪。这些都是民生公司留给中国企业界的宝贵遗产，对于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都具有参考作用。
民生公司首先确立了优质服务的经营宗旨，把提高服务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生公司把旅客和货主的利益放在首位，总经理卢作孚带头上船征求旅客、货主的意见，在航行时间、价格、安全等各方面千方百计满足旅客和货主的要求。为了提高优质服务的水平，民生公司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科技进步，改造旧船，建造新船；在川江枯水期实行三段航行法，部分江段开辟夜航。在客轮上安置浴室、卫生间、蒸气消毒室、电冰箱、广播、阅览室、娱乐室、儿童玩具等新型服务设施。增加邮政、电信业务，对服务员进行严格培训，文明服务。优质服务使民生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初创时，民生公司资金和运力都很弱小，但总经理卢作孚此时已是闻名四川的社会活动家，地方政府欲借他的影响统一混乱的川江航运，卢作孚抓住机遇，制订了“化零为整”扩大公司规模的战略，即大量兼并其他的航运公司，债务由民生公司现银偿付，资产作为股本合并，向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这样，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快速扩张，达到规模经营的优势。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民营工商业者几乎都是实行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既是资产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效率不高。民生公司超越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经理各司其责，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的管理制度。民生公司股份社会化，支持并鼓励职工购买股份。总经理卢作孚拥有经营决策、人事任用、财务管理等权力，广泛向社会招聘人才，考试录用；加强培训，不断提高职工素质；明确岗位职责，严格考核，奖优黜劣；建立职工民主管理委员会，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民生公司这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企业界堪为首创。
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是为了实现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内忧外患……只需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实业救国是民生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向职工贯彻爱国主义、集团生活(即集体主义)、服务社会、勤俭创业的民生精神，这是民生公司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公司办公机构和船舶都制作“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标语，船员的床单上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的警句，职工和家属订有爱国公约。“公司的问题由职工解决，职工的问题由公司解决”，号召职工热爱民生公司。在全员培训中灌输民生精神，船员以学文化为主，读书看报，唱歌演戏，集会游行。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办讲习班和名人讲座的办法，由卢作孚亲自负责，邀请冯玉祥、陈独秀、郭沫若、马寅初、王芸生等著名人士到民生公司讲演授课，开阔眼界，启发思维。创办《新世界》、《简讯》等刊物，不仅刊登管理和技术文章，还大量发表思想言论，读书心得、时事评论，大部分作者为公司职工，还介绍公司先进人物，表彰进步职工。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还重视职工的物质需求，精神鼓励和物质奖赏相辅相成，使企业文化建设全面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精神引导的层次。公司以优惠条件鼓励职工入股，职工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以上。民生股份高度社会化，有的董事会成员也只有几股，与一般职工所持股份差不多。在工资方面，公司实行年功加薪制，级差不大，加薪面很广，不犯错误的职工基本上每年晋级，优秀职工可加几级。提职提薪，提职没有等级限制，有贡献的一般工人如水手可以晋级至船长，而大型轮船舶长的工资比总经理卢作孚还高。加薪提职都严格考核，任人唯贤。品行不端如吸毒嫖赌者都受惩戒，不得加薪。获奖职工名单、事迹在《新世界》杂志和《简讯》上定期公布，受奖者逐年增加。民生还给职工以伙食津贴、医疗津贴、伤亡抚恤、退休金等各种优厚待遇，建造职工集体住宅和家属宿舍，发放统一服装，职工享受休假和免费乘船，赞助子女上学，组织家属生产。这些多数职工可享受的物质利益，使职工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个人命运和企业紧密相连，再加上以卢作孚为首的公司领导层以身作则，使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
民生公司实业救国的企业文化精神，不仅激励公司职工勤奋工作，也得到社会广泛赞誉，赢得愈来愈多的客户，使民生公司获得快速发展。到抗战期间，已经形成为中国最大的具有托拉斯性质的民营企业集团，在抗战经济运行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卢作孚去南京参加政府抗战动员计划的制订，他致电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调集全部运力，运送川军出川参战达270万人，武器弹药30万吨，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1938年秋，东南大部沦陷，陆上交通中断，民生公司竭尽全力从长江撤运人员和物资。卢作孚亲临宜昌，指挥将集聚在此的20多万人员和8万多吨重要的军工设备撤运进川，号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抗战胜利保存了重要实力。在八年抗战中，民生公司船员驾驶船舶，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参战军运，有117名船员壮烈牺牲，76人伤残，有69艘船舶被炸沉，各种损失达42亿元法币。抗战胜利后，卢作孚获政府胜利勋章，公司立功人员皆受嘉奖。在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用总资本的一半投资于后撤至四川的各类企业和文化机构，协助其恢复生产和经营，涉及矿冶、煤炭、机械、纺织、食品、金融、保险、建筑、商贸、新闻、教育等诸多领域，为稳定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中央官僚宋子文、孔祥熙等多次企图控制民生公司，因卢作孚受到四川地方当局的支持而未得逞，抗战时期国民党偏隅西南有所顾忌。待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加强对民生公司的压制，全力扶助国营招商局企图兼并民生公司。对民生公司进行多方刁难胁迫。使民生公司陷入破产困境。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卢作孚领导公司职工开展护船护厂运动，千方百计摆脱国民党控制，将主要轮船和在加拿大造的新船集中到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周恩来总理派专人赴香港，向卢作孚表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都希望民生公司在港船舶回国参加国家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外汇奇缺的情况下筹资为民生公司偿还外债。同时，国民党也派员多次劝说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率船队去台湾。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国计民生奔波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卢作孚，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实业救国的理想之火仍在胸中升腾，他发展航运的宏愿矢志不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计划十分钦佩，毅然回到祖国，参加了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且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生公司在香港的18艘船舶，2艘在通过台湾海峡的途中被国民党海军劫持，其余16艘冲破帝国主义和台湾当局的阻截，历经险阻，陆续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新兴的长江航运事业。卢作孚先生于1952年2月8日因病逝世，生前他请求民生公司与人民政府进行公私合营，并签订了协议。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与人民政府合营。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强调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其中有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毛泽东关注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1953年2月，他在视察长江时，指示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抓好这项工作。长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刘惠农兼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因为经过三年内战，民生公司已经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外国贷款，从1950年开始由人民政府进行投资，帮助民生公司渡过了难关，到1952年底，人民政府公股总数已占民生公司股数的57%。公私合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生公司职工经过民主改革，树立了主人翁责任感，对前途增强了信心，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海损事故下降，运输效率提高，很快扭转了自1947年以来的亏损局面，利润效益逐年增加，至1955年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第一名。同时，国家不断对民生公司进行投资，1955年，公股已达到76%。在利润分配方面，实行“四马分肥”的原则，即国家税收、公司公积金、工人奖励基金和股东(包括个人股东)红利各占25%，公司效益高，国家、职工和个人股东都增加收入。作为民营企业的民生公司，经过公私合营，已经成为新型的股份制企业。1956年6月，民生公司合并到长江航运管理局，成为国营企业。个人股东，实行定息收入，年息8厘，高于一般工商业年息5厘的水平。民生公司资方代表，安排到长江航运管理局任相应职务。
至此，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营企业和著名的官办企业招商局殊途同归，成为社会主义国有航运企业长江航运管理局的一部分。
三
长航集团是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的简称，是国家首批组建的57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之一，是目前由国务院管理的162家大型国有企业之一，是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所开创的长江航运事业的继承者，是中国最大的以运输为主、多元经营的内河航运企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航运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长江航运都为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生活幸福贡献了力量，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长江航运体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数次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原先高度政企合一的长江航运体制，于1984年进行了改革。原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实行政企分开，港航分管。成立长江航务管理局，为交通部派出机构。组建交通部长江轮船总公司，为交通部直属大型航运企业，1991年更名为中国长江轮船总公司，1993年以长江轮船总公司为核心企业组建长江航运集团，1996年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简称长航集团。
至1998年，长航集团拥有总资产127亿元，净资产39亿元。各类运输船舶2373艘，总客位10万个，总载重吨位357万吨，主机总功率87万千瓦，分别比1949年增长2.8倍、2.3倍、26倍、5.6倍。年货运能力1亿吨，客运能力3500万人，造船能力30万综合吨，游轮运量8万人，燃油贸易70万吨。运力占长江水系航运企业总量的23%，货运周转量占55%，占长江干线航运企业总量的68%，在长江航运中居主导地位。
长航集团近十年来取得科技成果1040项，其中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研制了31种新型船舶，其中4种评为国家级新产品；推广应用了多种节能新技术，降低了运输成本。长航集团抓紧职工培训和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居内河航运领先地位。
长航集团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历经艰辛。
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长航集团这个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有大型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扬帆奋进，维护稳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焕发青春。1984年长航集团组建时，实行高度计划管理的模式。从1986年起，在经营机制上对各子公司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工效挂钩。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推行劳动合同制、干部聘用任，使各子公司和工厂搞活经营，扩大自主权。在管理体制方面，从1989年起给予各子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资产管理为纽带理顺母子公司关系。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长航集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以运输为主，旅游、工业、贸易、房地产并举的产业结构。实施“东出”战略，加快发展海运和江海直达运输，抓紧发展集装箱、液化气、汽车滚装、散装水泥、化工品等新货种的运输，同时继续开拓传统煤、油、矿等大宗货物的运输市场。
建国以来，由于长江航运体制几经变动，形成各省、市地区性公司综合经营的格局，搞大而全、小而全，专业化程度低，没有形成规模经营效益。长航集团成立后，下属上海、芜湖、武汉、重庆等子公司皆为综合性运输公司。进入90年代，随着长江运输市场的竞争加剧，长航集团内部各公司互相竞争，严重影响了长航集团整体经营效益的有效发挥。长航集团历任领导都准备对这种运输结构进行改革，进行资产重组，实行专业化经营管理，但由于难度很大，改革一再推迟。再加上港航关系不顺、燃油价格上涨、成本上升等因素。长航集团1994、1995年连续两年出现亏损，局势日趋严峻。
1995年9月，以李宗琦总裁、蔡驱书记为首的新的长航集团领导班子上任后，怀着对长航集团这个百年企业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心和振兴国有大型航运企业的政治责任感，激流勇进，立下誓言：不扭亏，即辞职，押上“帽子”；扣除一部分工资作风险薪金，拿出“票子”。带领10万职工，深入开展个人学包起帆、集体学华铜海轮、单位学青岛港，公司创文明行业的“三学一创”活动，增产节约，提高效益，在1996年打了个漂亮的扭亏为盈翻身仗。稳了局势，为改革运输体制实行资产重组奠定了基础。
1997年，长航集团以提高客运质量，调整客运结构为突破口，开始整个集团的专业化重组。长航集团客运量80年代平均每年都在3100万人以上。进入90年代，由于公路、航空和铁路的分流，长航集团客运量每年以20%的速度下降，而客运体制仍沿袭80年代的格局，即重庆、武汉、芜湖、上海四个地区性公司都经营客运，航线交叉，发船密度不减，导致普遍载客率降低，各公司客运都亏损。1997年3月，长航集团实施客运改革方案，将上海、芜湖两公司的客运分离，成立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由武汉长江轮船公司管辖。1998年，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又从武汉公司分离，成为客运专业化公司。在改革过程中，长航集团领导顶住压力，坚持对职工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改革不动摇，终于使客运体制改革方案实施到位，实现了中下游客运专业化管理，并为下一步货运专业化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8年5月，长航集团加快改革步伐，实施货运专业化重组，实行客货分开，江海分设，由武汉长江轮船公司统一经营中下游货运，由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统一经营海运，芜湖长江轮船公司不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成为武汉公司的派出机构。这次改革涉及45亿元固定资产的重组和1.8万职工的工作调动，改革的规模和力度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由于各项措施得力，思想政治工作先行，职工承受能力提高，改革方案顺利实施。这次改革的成功，使长航集团干散货运输的规模效益大大提高，一年即节约运输成本3800万元，扩大了市场占有率。1999年长航集团货运量创8000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扭转因1998年特大洪水造成的亏损，重登效益平台，以昂扬的姿态跨入2000年。这次改革的成功，为长航集团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夏，长江流域遭受百年难遇特大洪水的袭击，经国务院批准，长江荆州至九江段实行禁航达44天，为长江航运有史禁航之最；加上洪水对各工厂的破坏和防汛抗洪费用的支出，长航集团因洪灾损失达3.6亿元。面对严峻考验，长航集团顾全大局，砥柱中流，坚守长江险段干堤8000余米，闸口91个；抢运抗洪部队6600人次；中转旅客85000余人；为灾区捐款、捐物600万元。在惊心动魄的湖北簰洲湾抢险和江西九江市堵口的决战中，长航集团立下卓越功勋。1998年12月，长航集团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抗洪先进集体”，参加九江堵口的甲21025驳驾长成希湘被评为“全国抗洪模范”。
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内油价飙升，平均上涨幅度50%，如零号柴油从2100元涨到3100元，平均每吨上涨1000元。长航集团年耗油50多万吨，成本陡增数亿元造成年末巨额亏损，经营形势十分严峻。原领导班子任期结束，主要领导因年龄原因即将退休，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组织部于年底对长航集团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民主测评由职工推荐新任领导。
2001年1月5日，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在武汉宣布由刘锡汉任长航集团总经理，提名王镭任党委书记。2月29日至3月1日，中国共产党长航集团首届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王镭任书记，刘锡汉、肖汉良任副书记。新领导班子上任后，深入各公司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分析进入21世纪长航集团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形势，确定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以三个代表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提高职工群众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重点，通过深化改革，强化集团功能，发挥整体优势，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有效发展能力，实现企业良性循环和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核心主业运输要做强做大，工业、贸易、旅游三个支柱产业做强做优，开发科技、汽车服务、房地产和金融业，提升“中国长航”品牌，使之成为世界内河前茅，国际海运先进的现代物流企业集团。
刘锡汉和王镭做过普通船员、基层领导、大公司负责人，都在长航工作了数十年，了解情况，熟悉企业。他们上任后在肯定前任领导业绩的同时，也对“九五”期间存在的问题和失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在2001年5月至7月的“三讲”教育活动中，他们带头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接受职工的意见，严于律己，找出问题，提出了50条整改措施。落实各级领导责任制，确保了安全生产；深入调研，制订集团“十五”计划；加快了客运结构调整，使多年亏损的中下游客运在10月份平稳地退出，武汉客运公司客轮全部停航；加强对工业的宏观调控，成立了事业部制的工业经营部；积极推进企业改制，筹建上市公司，中交长江燃料公司与中国石化中南销售公司联营组建中石化长江燃料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控股与荆汉公司、武钢、鄂钢、武汉理工大学组建了长江交通科技股份公司；按照江海一体化和传统运输物流化的原则筹建由总公司统一经营的长航干散货运输公司；进行了长航集团总部职能定位和机构改革，强化了总公司对重大生产经营的组合管理，提高了决策和经营管理水平。
2002年完成货运量9004万吨，货运周转量793亿吨千米，实现营业收入76亿元，创利18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百年长航在进入新世纪后有了良好开端。
长航集团在加快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力弘扬长航集团精神。2003年1月，总经理刘锡汉提出“勤俭、诚信、团结、一流、创新”应作为长航文化的核心精神。在建立现代企业的征途中，精心培育长航集团文化，涌现了陆炎南、王嘉玲、陈安荣、陈荣昌、应南山等一批全国和省部级劳动模范。长航集团还培育出一批知名作家和艺术家，其作品多次获文化部和沿江各省、市的奖励。由长航集团组织撰写季羡林任总顾问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丛书，历时五年，60卷1400万字的鸿篇巨著，将于2003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是长航集团对祖国文化事业的虔诚奉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乘船视察长江，关心长江航运的发展。1958年，毛泽东乘“江峡”轮从重庆到武汉。船过三峡时，一直在驾驶台观看航行操作，他说：“假如我学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一航程。”1980年，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视察长江，他说：“长江很好，要好好利用起来，要超过铁路才好。”1989年、1994年、1998年，江泽民三次乘船视察长江，亲切慰问长航职工；对长江航运作出重要指示。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永远鼓舞着长航集团全体职工乘风破浪，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