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丹麦的考古学家汤姆生最先提出了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来区分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分期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依据这一分期方法，我国的夏、商、周时即为青铜时代。商周时期的青铜冶炼和铸造也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青铜器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
世界青铜器的发展过程，是先采用自然铜，继而冶炼矿石为纯铜即红铜，而后冶炼红铜加有关金属合成合金即青铜。纯铜质软，用途受限制，须加有关金属掺和成为青铜，质地变硬，才得以被广泛运用。至于掺和什么金属，中西有所不同，中国最早是加锡或铅，成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锡铅青铜；西方最早是加砷，成为砷青铜，加锡、铅是后来出现的，时间比中国晚得多。
中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铜器都是红铜类型，且全部出自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两件青铜器也是出土于黄河流域，为两把铜刀。其中一件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为锡青铜，用单范铸造，较原始，属范铸法初级阶段。另外一件出土于甘肃永登马厂文化遗址，成分情况与上述相同。这是中国青铜器的起源阶段。
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中，已有近20处出土铜器，分属于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地。早期皆为红铜，或冶炼不精之黄铜，晚期始出现青铜。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址中的一个第四期窖穴里出土的一片可能是铜鬹的残片，上有烟薰痕迹，可证明是实用器，经检测为含锡的锡青铜铸件，上残留有合范缝迹，应为技术已较进步的合范铸造。就青铜器发展状况来看，这应视为形成阶段的开始，表明我国至少在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铜器时代。
二里头文化一般认为即夏文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刀、锥、凿、钻和钩等生产工具，戈、钺、镞等兵器和爵、鼎、觚等礼器。镞这种一次消耗性的产品的出现，应是以当时冶铜业已比较发达，生产较为充足为前提的。各类器物所表现出的铸造技术也有相当发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出土的器物有三件经化验都是青铜器，平均含铜85%,锡5.55%、铅1.19%, 较之商代青铜器, 铜偏高,而锡、铅偏低，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但也反映出青铜基本上取代了红铜的事实。总之，二里头所出铜器已具备青铜器的基本要素，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代，青铜时代已完全到来（黄盛璋《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形成的地域和年代初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1期）。
由以上可知，中国铜器的起源、形成、发展，其线索清晰可见者仅在黄河流域。换言之，是黄河流域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墨子·耕柱》所说的“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并非无稽之谈。
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出现比黄河流域要晚得多，而且是在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才开始青铜器铸造的。《中国文物报》1988年2月5日在《天门出土新石器时代铜块和孔雀石》一文中报道：“去年9月至12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一批铜块和孔雀石，这一发现，在我国南方同时代遗址中尚属首次。这处遗址的时代属屈家岭文化早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考古资料表明，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踏上了青铜时代的门槛，但离登堂入室尚有一步之遥，直至商代中期，长江流域各地才比较普遍地出现青铜器。
诸多因素，使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区域文化的雏形，各区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先秦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分别出现了吴越文化区、楚文化区、巴文化区、滇文化区等，各文化区在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交流的同时，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十分频繁的，但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各区域文化的发展始终都是不平衡的。作为先秦物质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在长江流域最终形成了以楚国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南系。
在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其中心区域主要在中原地区。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主要是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青铜冶铸为代表。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再次铸就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辉煌。
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丰姿多彩，既有昙花一现的三星堆青铜雕像，也有震烁古今的吴戈越剑，更有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技术之大全的曾侯乙青铜器群，还有延绵至汉代且充满草原文化色彩的滇王国青铜器。多至一个器群，少至一件器物，都颇具文化意蕴，吸引人们去欣赏、探索。这里便是在现有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撷其精而撮其要，和大家一起探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