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把中国美术的源头，追溯到了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骨针和被染成红色的石料装饰品，的确，这些遗物反映了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刚刚萌发的审美意识。不过，它能使我们肃然，是因为在审美的同时，又将我们带进了一个极为遥远的历史深处，于幽昧中看到了人类意识的星光，这才是所谓“美感”的真正缘起。倘若说，这些“艺术品”是某一孩子的手工作业，我们的神情一定不会因此而凝重起来，因为它缺少的，恰好是深邃的历史感。
        根据已知材料，真正意义上的美术作品产生在新石器时代。此时，我们的先祖以及处在大致历史阶段的地球上其他区域的原始先民，“以不可思议的坚韧精神和聪明才智成功地确立了人类”(1)。

        (1)注文：赫伯特·J·马勒：《往昔的价值》，转引自（美）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页。

        原始农业的兴起，家畜饲养的发展，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这时原始先民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来生产粮食，从采集天然物产的攫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这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又一次伟大的进步。
        农业的出现，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一系列的变化。例如，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火耕转变为锄耕，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又例如，为方便炊煮稻粟类食物，陶器产生和发展起来。琢玉、制陶是原始农业这棵主干上长出的分枝，它们逐渐与农业分离，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史前的“艺术家”就产生在这些部门中。
        我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大约有7000多处，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有数十种之多。所谓考古学文化，是指某一社会集团，在某个区域内，于某一时间段里，生活、生产的遗迹和遗物，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传统。如果不嫌牵强，这里说的社会集团，大体指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以及许多亚集团。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遗物是华夏集团留下的；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创造的；屈家岭文化则属于苗蛮集团(2)。

        (2)注文：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章。

以多年的考古发现与传说印证，这一套合大致不差。
        我国新石器文化遍布在辽河流域至珠江流域的广阔土地上。辽河流域有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有距今约7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有距今约9000年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的大溪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距今约4500年的石家河文化；珠江流域有距今约5000年的石峡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不同的区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礼记·王制》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古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阐释了文化的差异性。
        不妨大而观之。长江、黄河流域有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所以，两大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都有发达的陶器和磨制石器。东南沿海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气候条件极为优越，原始部落仅以采集、渔猎足以为生，发展农业非当务之急，故陶器和磨制石器不发达，而大型打制石器较发达。
        不妨中而观之。长江、黄河流域同属原始农业发达地区，由于处在秦岭、淮河降水线的两侧，文化差异也是明显的。例如，北方少雨种粟，南方湿热种稻。仰韶文化不同类型的遗址大都出土一种小口尖底的汲水瓶，使用时，空瓶在水中自然平卧，水注满后自动竖立起来，出水后易倾覆。显然，它所体现的力学原理适合旱地作物的灌溉方式，这种尖底瓶在长江流域少见。又例如，仰韶半坡遗址揭露的居住方式为半地穴式窝棚，它是北方地区理想的栖身之地。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揭露的居住方式为干栏建筑，高高架空的吊脚楼避免了因潮湿和多雨带来的水害。再例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彩绘装饰大量的陶器，当是拥有充足的无机质矿物颜料的来源。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主要以拍印、刻印、镂孔为装饰手法，这自然是因为缺乏矿物颜料而开辟了另一条艺术道路。可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格局，乃至不同的民性、民风、民俗，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新石器时代，有些文化的渊源及走向，由于材料缺乏而无法探寻，他们就像宇宙间一颗没有昭示规律的行星，划过一道明亮的痕迹，又归于深邃的夜空。但是，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脉络清晰分明：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自成体系；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关系紧密；黄河中上游，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首尾衔接；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承。各大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当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贪婪与恐惧的心理推动人们不断地拓展与迁徙。这一过程客观上把自己的文化带出原生地，与其他文化造成交相切劘之势，由此激发了各个部族集团社会机制的活力。
        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汇区，一个在鄂西北、豫西南，一个在江淮之间。湖北陨县青龙泉遗址、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江苏海安青墩遗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东亚大陆新石器文化深厚的传统，与相互间繁复错综的交往，就像大厦的桩基与地梁，由此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坚实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