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也是世界著名的大河。长江流域历史文化悠久，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历史进程中，长江串接起下游的吴越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
        中国书法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孕育于远古到秦统一六国这一漫长的时期。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非常美观。”在距今3 000多年以前，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书法艺术就已经萌芽。我们的祖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出了象形文字。书法因文字书写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随着文字的产生发展，书契者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出了书法艺术。
        在人们探索书史、追寻源头时，总是把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的那些彩陶刻符，认定为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实际上，长江流域史前文字的产生，也有像仰韶文化那样一个发展时期。近代，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出土文物证明，长江也像黄河一样，对书法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仅仅从宜昌大溪文化、余杭良渚文化、上海马桥文化等遗址发现的石钺和陶刻符号，就能知晓长江流域的先人早在史前时期就以简单朴实的线条记事传言了。
        长江流域文字产生和演变期在商周至秦汉期间，其风格呈三元耦合、多向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甲骨、青铜器、竹木、丝绸、纸张、碑石都成为文字的载体，书体也经过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的演变，且有鸟虫书、蝌蚪书、摹印篆、草篆、草隶等多种书体的出现。而其主流则是篆书和隶书。
        在我们关注从西周到秦汉这一时期的书法历史的时候，尤其当我们翻阅近半个世纪长江流域所出土的吉金文字、战国简册后，我们的目光往往会被那些神态活泼、清奇飘逸的书法所吸引。它们与西周时期中原凝重、庄严的钟鼎铭书风格迥异。字体或修长、或横溢，甚至用鸟虫的姿态来作字形的结构和装饰，仿佛楚女曳地的长裙，随风飘拂，千姿百态。这些就是始于西周末期、盛于春秋战国、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国书法”。其发源地，就是地处三江平原的楚国。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的500多年的历史中，楚国人把他们独特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像力，把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执着与热爱，以及对神秘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通过书法生动地表现出来，既有楚国文学的绮丽，又有楚国舞蹈的婉转，既有楚国音乐的华美，又有楚国青铜器的精致，它们把楚民族无比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把楚文化的激情与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并逐渐南下北上，影响波及整个南部中国，其艺术魅力感染秦汉，甚至泽被整个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
        不过，犹如那神秘的星空，有许多许多星星我们看不见一样，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婀娜多姿、流美飘逸的楚甲骨文、楚金文、楚简牍、楚帛书和鸟虫书究竟出自何家之手，甚至连书写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秦篆汉隶的书家也知之甚少。也许，随着长江流域出土文物的增多，考古学家们会告诉我们更多的书家。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知道在秦汉以前的李斯、蔡邕等为数不多的书法大家。我们知道的魏晋南北朝书家稍多一些，但仍有大多数造诣极深的北碑南帖的书家姓甚名谁，无证可考。
        秦代是中国书法艺术形成的重要时期。楚国上蔡人李斯在整理小篆、统一文字时，将楚人审美趣味和流美飘逸的楚系书风融入了端庄凝重的秦篆，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看，其隶书母体是秦篆，却楚书韵味浓厚，说明在小篆临盆之时，隶书已蹒跚学步。隶书萌芽于战国时期，广泛应用于秦代。看看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等地出土的汉简和江苏扬州、仪征、盐城等地出土的简牍，就可以得知，长江流域的书人在由秦隶向汉隶演变的过程中，展示了怎样无羁的想像和浪漫的情怀!
        隶书成熟定型于东汉，并以碑麇形式走向辉煌。长江流域的汉碑虽未出现过北方那样空前的规模，但质量很高。四川的《夏承碑》、《樊敏碑》、《王君平碑》，湖北的《娄寿碑》，浙江的《三老碑》和安徽的曹操家族墓砖等舒展洒脱、充满野趣的书法，与黄河流域汉碑那种端庄典雅、法度森严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且汉代书家中以成熟定型化的汉隶“八分”享誉一代的，首推长江书家蔡邕(今河南澧县)。蔡邕还以《笔论》、《九势》，开创了我国的早期书法理论体系。
        魏晋以前，人们以实用性为目的，书法艺术只是作为文学的附庸出现，直到魏晋才开始被文人士大夫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人们才意识到了它独特的审美价值，被书家作为毕生的追求的目标，他们“殚精以赴，疲神靡辞”，去研求美妙的体势、章法和神韵气度，去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战火纷飞的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禅国山碑》的复古情绪、《天发神谶碑》篆隶相杂的天才创新、《谷朗碑》的楷书新风貌等等，无不显示着长江流域书法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书法巨匠钟繇以及东吴著名书家皇象等都生于斯、长于斯。
        西晋历时短暂，却有著名的“法书之祖”《平复帖》存世。该帖似篆似隶、笔法圆润，介乎章草与今草之间，从中可窥王羲之变法的前奏。而《平复帖》作者正是出于长江下游的陆机。
        东晋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使王、谢、卫、郝、庾、桓等生长于北方的豪门贵族繁衍于长江中、下游。这些长期实行门阀统治、左右东晋的望族名门，同时又是书法世家，使南北书风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
        魏晋政局的动荡不安，引起了晋人深刻的反思，“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逰目骋怀”(《兰亭序》)，是晋人发出的透悟人生之后的感叹。哲学上倡导自然，始于老庄；文学上追求自然，则是魏晋。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复归于朴”，在晋人书法上发挥得到恰到好处。晋人在发现自身性情的同时，更追求个体人格、精神上的极大自由和解放。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等大书家，一方面崇尚自然、放任于山水之间，一方面又挥毫作书，以情写心，书为心画，书从韵出，彻底摆脱了旧法度的束缚，使“晋字”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峰颠。其最高体现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成为千万年盛开不败的书法艺术奇葩。
        六朝书法沿袭晋字遗风，南朝宋、齐、梁三代，众多书家均未跳出“二王”樊篱，惟有秣陵人陶弘景的焦山《瘗鹤铭》，名震千秋。
        隋唐五代，书法高峰叠起。隋代虽只10多年，却有会稽智永、绍兴智果高标王门，承上启下，在当时中国书坛傲视群雄。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后，实行一系列革新政策，推动了生产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在书法上则出现了“初唐四大家”。于是，书法艺术史又增添了长沙欧阳询《九成宫》的险劲峭拔、淬厉猛锐，余姚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外柔内刚、气宇轩昂，杭州褚遂良《倪宽赞》的豪劲清润、温雅舒展。他们在审美观念上已摒弃了六朝以来单纯追求流美超逸所产生的柔靡习气，而代之以清新刚健、昂扬奋发的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
        盛唐，在初唐贞观之治使唐代走向世界文明之巅后，又经武则天、唐玄宗进一步发展，更具有君临天下、雍容大度的恢弘气魄。反映在书法上，魏晋风度、韵味更加难以适应当时尽情开拓、大胆创新的审美需求。于是，活跃在长江流域的书家张旭、颜真卿以雄豪劲拔的风格变法出新，孙过庭以《书谱》从理论上为书法革新鸣锣开道，使书法艺术强烈地表现出了盛唐气象。陆柬之、徐浩、怀素等长江书家也各具自己的风格，为盛唐的书法艺术谱写出了绚丽篇章。
安史之乱以后，特别到了晚唐，唐帝国日趋衰落，延及五代，战乱连年，书法发展趋于低潮，著名的书家仅有李邕、徐铉等。
        书法理论在晋唐两代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著作之宏富，浩如烟海。
        也许是盛极必衰，中国书法艺术经汉、晋、唐发展到了顶峰之后，自晚唐以来再无大的超越，宋、元、明三代既没有像汉、晋那样具有自己的特色，又不如唐代富于创造性。但三代书坛也有不少书家不甘沉寂，勇于向传统挑战，如“宋四大家”中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出于或活动、归寂于长江流域。他们极力表现自我之情性，追求回归自然之意趣，开创出了宋代独特的尚意书风。
        元代不足百年，但不乏造诣极深者，如吴兴赵孟頫被誉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明代更是长江书法的鼎盛时期，拥有的书家几乎包揽了整个书坛，集中于太湖流域，尤以吴门、松江为盛，如“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沈度、沈粲，“吴中四名家”祝枝山、文征明、陈淳、王宠，尤其是“华亭书派”的董其昌及陈继儒等人，高扬“二王”旗帜，集帖学之大成。有别于书坛主流的是，在明代后期，绍兴徐渭、常熟倪元璐等书家，创造出了放浪不羁、奇崛恣肆的独特书风。
        帖学统治整个书坛一直持续到清代碑学盛行之前。清代书坛碑、帖两大派著名书家绝大多数出自于长江流域。清初出现了一批以董其昌书风为典范的帖学书家，他们以长江流域江南一带文人为主。著名的有：查士标、沈荃、姜宸英、笪重光、汪士鋐、何焯、高士奇、陈奕禧、冒襄、杨宾、孙岳颁等人。江西朱耷先学董其昌、后追晋唐书法，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即使是在清代中后期，在碑学猛烈冲击下，一批长江中下游的书家如张照、汪由敦、梁国治、姚鼐、王文治、梁同书、翁同龢等人仍然坚守帖学阵地，他们中有的人在恪守传统的同时，力图表现出新的面貌，开始注重晋唐碑版，金石文字，为改变帖学的颓势，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清代碑学兴盛是书史上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在江南有郑簠、朱彝尊、郑板桥、金农等人“发其机”，阮元“导其流”，包世臣、邓石如等人“助其澜”，使得帖学衰落，碑学入缵大统，成为书坛的发展主流。其后，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等人熔铸碑帖，他们卓越的书学实践，使碑、帖二学出现了相互交融景象，对近、现代书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汉文字艺术的大体系中，作为与书法艺术平行的印章艺术也是以实用目的而产生、发展，并成为一种极富有审美意义民族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
        人们一般认为玺印孕育于殷商时代。在长江流域的江西吴城商遗址中发现的印陶片，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印陶类似，可视为长江玺印发端的一种迹象。虽然周代尚未发现玺印遗存，但是战国时期的出土实物颇富：湖南出土的“敬”、“干”、“信”，湖北出土的“泠贤”、“遫”，楚国出土的“客戒之玺”、和金质印“陈爯”、“郢爱”，以及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字符号印等等，不少玺印印文古拙飞动、纵横自如，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秦以前，印章称“玺”。自秦以后，天子印章独称“玺“，臣民印章只能称“印”。湖南出土了大量秦汉随葬官、私印章，如“轪侯之印”、“滇王之印”、“长沙丞相”、“长沙顷庙”、“御府长印”和 “杜子況私印”等等，贵州出土了“谢买”，上海出土了“周子路印”，以及湖北出土了“楚邸”等等，显然，秦汉时期，长江印章艺术已经颇为兴盛。 
        魏晋六朝印章只是汉印风格的余响，而隋、唐、宋、金，趋于俗流远离秦汉风貌,直到元代，江南的吾丘衍、赵孟頫二人对篆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至元末，诸暨王冕采用花乳石刻印，才始有生气。但真正出现划时代的变化，展现生机勃勃的局面，还是从明代苏州文彭、徽州何震开始。文、何作为印章流派艺术的开山祖师，迄于清末，约400年来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后继流派纷呈，开创了明清篆刻艺术的辉煌时代。
        从明清篆刻艺术流派看，有皖派、浙派、云间派、娄东派、如皋派、邓派等均开宗立派于长江下游。而影响最大的则是皖、浙两大派。皖派的中心人物是何震，重要代表人物有苏宣、朱简、汪关、程邃、邓石如等人；浙江西泠的丁敬异军突起，开创了“浙派”，他与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洪寿、赵之琛、钱松组成的“西泠八家”，继承和发扬秦汉玺印的优良传统，影响遍及全国。其他流派，如“云间派”的鞠履厚、王声振，“如皋派”的许容，“邓派”的邓石如及此后的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各领风骚，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和黄河一样，长江以其富饶的土地、博大的胸怀孕育了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奇葩——书法艺术的发生、发展、辉煌而奔流不息。
        中国的书法艺术，特别是长江流域的书法艺术，就像浩翰的长江的本体，那图腾、符号、甲骨文、鸟虫书、金文、篆、隶仿佛茫茫高原冰雪消融，汇聚成涓涓流水；那魏、晋、大唐书法艺术高峰时期的创造精神和恢弘气势，好比从那千山万壑奔涌而至的溪流，交汇为万顷波涛而一泻千里；而宋、元、明的书法艺术，虽然没有如汉、晋、唐那样的激起巨澜，却也如江入平流，波澜不惊，浮光跃金，清代以降，又逐渐汇集起巨大的能量，风急浪高，惊涛拍岸，向着遥远的大海奔腾呼啸而去。
        每当我们仰望书法艺术那无际的星空，那些最亮的几乎都闪耀在长江流域的上空，李斯、蔡邕、钟繇、皇象、陆机、陶弘景、王羲之父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怀素、颜真卿、孙过庭……、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祝枝山、文征明、董其昌……、朱耷、郑板桥、金农、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对此，我们不能不引以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