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栋飞檐》终于脱稿了，我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于长江流域的楼台亭阁，我们没有系统的研究，也欠缺编纂这类专著的经验，此前我们只有些文学创作的经历，因此，是不折不扣的“业余”著述；而且我们的职业是从事企业宣传、文化工作，编著《画栋飞檐》，更是“业余的业余”之事了。其情如此，难度可知。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一点优势：我们是长航的儿女，由于行业和职业的关系，对于万里长江，对于长江流域及其楼台亭阁，我们比较熟悉，书中所及的长江流域的楼台亭阁的大部分或说主要部分 ，我们都登临过，有感性认识。当然，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对前人有关长江流域楼台亭阁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画栋飞檐》既可以说是山水楼台的游记文字，又可以说是我们汇集、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读书札记。凡有所称引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我们都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并在此致谢。
        前面说到“如释重负”，我们在著述过程中确实感到了“重”，因为我们时时要考虑本书的“学术性”，自然不能像平日写散文那样自在自如了。但是我们并不甘心，学术性与文学性、散文化乃至诗意就硬是水火不容吗?我们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那该是俞先生作为著名“红学家”的奠基之作吧，其学术性自不待言，而贯注其中的作者的情感、情致、趣味、风格是何等鲜明而独特啊，学术性的著作欣赏起来竟有一种读散文、随笔似的快感。古人治史强调才、学、识，我们认为应该还要具备一个“情”字。我们的《画栋飞檐——长江流域的楼台亭阁》中如果偶尔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思想和识见，那无不是在情感的涌动和浸润之下出现的；思想和学识难道可以超脱于情感之外吗?也许因为我们是搞创作的，我们在著述中力求学术与艺术的结合，知性与感性的融会，这种追求实现了多少不敢说，但我们确实把它当作史、当作诗、当作散文来写的。
        本书由我们两人首次合作编著，分工是这样的：纲目由金桂云拿出，董立群作了部分修改、补充。董立群撰写第四、五、六、八章，金桂云撰写第一、二、三、七章。最后，我们特别感谢“大系”主编李宗琦先生和秘书长刘锋先生，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完成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汝捷先生对书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审订，武汉图书馆徐全廉、江苏沛县博物馆张元峰二位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意。
                编    者
                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