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华音乐文化,人们大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因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几个高峰时期的代表品种——不论是先秦的钟磬乐舞,还是隋唐的歌舞大曲,乃至宋元的戏曲音乐——似乎都与黄河流域关系更密切。事实上,中华音乐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本应是多元的。在本书挂一漏万的描述中,即可管窥长江流域的音乐在国内和国际乐坛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长江流域的音乐对中华音乐文化的发展,无疑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此,无论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音乐,还是松花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音乐,抑或是额尔齐斯河流域和伊犁河流域的音乐,都应在中国音乐的百花园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在以往的音乐理论著述中,以某地或某民族为题者并不少见。唯独以某一“山系”、“水系”的音乐为题者却较鲜见。本书的写作,即可看作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基于以上的学术原因,再加之笔者生于黄河流域又长在长江流域,似对“水系”的音乐有一种特殊的兴趣,遂使我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欣然接受该书的写作任务。诚然,其艰难之处除了时间紧、要求高之外,还有资料不足的问题。音乐资料的特点在于“音、谱、图、文”等几方面的结合;但在目前中国音乐尚处收集整理阶段、理论建设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该书的写作便不可避免地要留下种种缺憾。有鉴于此,原定的某些章节就不得不舍去。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在书中尽可能突出长江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尽可能在材料的选择上做到“范围广”、“品种全”。然而,在具体介绍上除了上述的资料限制外,还与作者的主观选择有关。因此,不足部分只能在各章第一节的“鸟瞰”中稍加补充。在本书中,对不同类型的音乐的描述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或曰关照“视角”的不同。比如,对传统音乐偏重于“品种”、“类型”的介绍;对20世纪以来的新音乐则以“作品”、“作家”为中心。关于“长江音乐”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产生于长江流域的音乐,其中包括历代传承的传统音乐和当代专业音乐家在长江流域创作的作品;二是指长江流域籍贯的当代音乐家所创作的音乐,或是当代音乐家创作的以长江流域为背景的、以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为素材的音乐。
本书的写作,除了将长江流域的音乐分为5个区域之外,主要是将前人所做过的工作进行一种新的“组合”而已。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大量写作材料主要得益于许多前辈专家和同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本书的“编著”性质,我们没有按照学术性专著的要求著录参考文献并在行文中详细注明出处。故除了在行文中进行说明之外,还在全书的最后将参考文献一一列出。因此,我始终对为长江音乐的繁荣而作出重要贡献的历代音乐家,对那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广大民间艺人和基层音乐工作者,怀有深深的敬意。如果该书能较集中地为读者提供一些有关长江音乐的知识而使其更加热爱我们的“父亲河”,又能在这即将跨入新千年之际,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保护长江自然生态的同时,还要保护好长江的文化生态,保护好我们家园中千姿百态的音乐文化并使其“可持续发展”,将是笔者的最大愿望。
在一本20余万字的小册子中,要将这纵横几千里、上下几千年的“长江音乐”说出个一二三来,并非易事。这里,我得首先感谢武汉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钱仁平的友好合作,还得感谢音乐学系学生黎敏、张卓、徐烨的热情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该书是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的。本书写作分工情况是:蔡际洲负责全书框架的拟定、大纲的编写和统稿,还负责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一、三、四节;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的撰写。钱仁平负责第一章第三、五节;第五章第六节的撰写。此外,由钱仁平、张卓、蔡际洲合撰第二章第六节;钱仁平、蔡际洲合撰第三章第五节;钱仁平、黎敏合撰第四章第六节;黎敏、蔡际洲合撰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四节;黎敏、徐烨合撰第二章第三、四节;张卓、蔡际洲合撰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
此外,这里还须特别提及的是妻子艾琼多年来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没有她任劳任怨地承担起所有家务,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中也理应凝聚着她的一份辛劳和奉献。
在本书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武汉音乐学院孟文涛、刘正维、陈国权三位教授的热情指教。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余开文馆长、陈琦老师、中央电视台赵文江主任、南京艺术学院易人教授、杨易禾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周楷模教授、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李方元教授、湖北省文化厅肖伟池副处长等都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笔者的学识与能力,特别是对于“长江音乐”这大的题目,疏漏、谬误所在难免。恭请读者不吝指教。
作者谨识于武昌两湖书院
2000-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