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掌故,相对于整个中华掌故来说,属于区域性的掌故。但长江流域如此辽阔,掌故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呢?我们从城镇的起源说起,这不仅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起一方城,而且长江沿线各个著名的城镇,往往是某一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要了解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从分析长江沿线城镇的掌故入手,不失为一条门径。所谓城镇掌故,就是要考证城镇的由来。据说,有一年毛泽东到上海考察,向接待他的上海市领导随口问道:上海为什么叫上海,有没有“下海”呀?毛主席这里提的问题,实际上说的是城镇掌故。早在唐代,翰林学士就有兼掌历史沿革之职,也称为“掌故”。掌握城镇的历史沿革,必须考镜源流,循名责实。从城镇自身来说,可谓自报家门,从外人来说,可谓顾名而思义。城镇掌故还包含“街巷琐忆”和“市井杂闻”,相对于“城镇溯源”,街巷和市井掌故多属街谈巷议、市井琐闻,更富于市民性和民间色彩。它们共同构成长江流域城镇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一些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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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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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喜庆”
重庆在殷周时期是古巴国的首府。秦汉时期重庆叫江州,是巴郡郡治所在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初年,因战乱频仍,政局多变,重庆也几度易名为荆州、巴州和楚州,隋初改楚州为渝州。这以后除唐玄宗时曾短期改渝州为南平郡之外,渝州之名一直用到北宋末年,沿用了五百多年。李白著名的《峨嵋山月歌》:“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渝州,就是指的重庆。之所以名为渝州,是因为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而嘉陵江古时叫渝水。直到今天重庆仍简称渝。
到了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又将渝州改名为恭州。南宋孝宗时,孝宗第三子赵惇被封于恭州,是为恭王。以后孝宗禅位于他,让他入继大统,是为宋光宗,原孝宗则称为太上皇。光宗即位时,不仅“太上皇”尚在,而且“太上皇太后”(即宋高宗之后)亦在,一同临视庆典。这是喜上加喜。为了表示庆贺,光宗遂将他原来的封地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二字也是为了庆贺光宗本人先封恭王,再当皇帝,是双重喜庆。
从此以后,重庆之名一直未变,沿用至今。在两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重庆长期是州、郡的治所,同时也是县治所在地。元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明玉珍曾割据四川,建立夏国,年号天统,建都重庆,在公元1362——1371年间,重庆就成为“夏”的国都。解放前的国民党政权也曾两度迁都重庆,因此重庆有“陪都”之称。1997年3月,重庆升格为与北京、天津、上海并列的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