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采。中华文明主要由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构成。物质文明是根本，精神文明是灿烂的花朵。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文化。长江流域的思想文化大体由青、藏、云、贵、川，鄂、湘、赣，皖、苏、沪几个地域的思想文化有机联结而成。后世把先秦时代这几个域段的思想文化概括简称为青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现代这几个域段的文化是古代文化的历史发展，其特征仍可见各自古文化的踪迹。但上游的青藏文化是长江和黄河共有的，长江文化最具特色的当数巴蜀、荆楚和吴越三种文化。一个时期和地域的文化，以重要的思想家及其学派为代表。长江流域的思想家相对黄河流域而论，笔者认为，主要特点可扼要地概括为重“道”重“变”、重“实”重“人”、后机勃发三个方面。
        一、重“道”重“变”
        重“道”重“变”是指比较重视道家学说和事物的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的思想理论，源于夏、商和西周(公元前21至前8世纪)三个朝代；经过春秋战国(公元前770至前221年)时代的“百家争鸣”，后来儒、道两派成为显学；纪元之初，佛教由古印度传入，先在黄河流域传播，后渐及于全国，从而形成了儒、道、释(佛)三家竞长争高的格局。儒家为黄河下游古鲁国(今泰山南曲阜一带)的孔子所创，其后学子思、孟子等代表人物，也多出自齐鲁一带。自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接受和实行了河北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就成了影响中国两千年思想发展最重要的理论。但长江流域这时侧重地发展了道家学说。道家由春秋战国之交的楚人老子始创。其学，说及所衍生的道教，参与我信奉者则o 长江流域人氏。
        儒家倡扬一种宗法——宗族约法性的政治伦理学说。其代表作《论语》就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伦常关系。其特点是，一方面持重守中，较少神鬼迷信，在客观上曾发挥过促进封建制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比较僵化保守。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既是他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不满的表现，又表明了他对夏、商，特别是西周礼乐德治的欣赏和传承。佛家出现较晚，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化了的宗教哲学，在学术领域影响相对较小。
        道家，不同于儒家强调凝固性的纲常伦理及佛家较多的神鬼迷信，侧重于倡扬一种流变思想，强调万物自然化。其代表作《老子》中说：“道法自然”，即作为万物之根的道，就是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庄子继承发展了“道”家学说，《庄子·则阳》篇中强调“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即讲到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流变观念中涵有较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此后，长江流域的思想家有这种倾向的也较多。但庄子等思想家，又把流变思想极端化，出现了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不分是非、彼此、物我的相对主义倾向。
        二、  重“实”重“人”

        重“实”重“人”是指比较重视实际的事物和现实的人。
        儒、道、佛在发展中，都一再被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引向迷信。儒家学说虽然从未正式成为一种宗教，但汉代中后期走向谶讳神学，也是十足的迷信。它在宋明时代以“理学”——心性之学形式出现时，一方面力求儒、道、佛合流，另一方面则把主观的“心”和抽象的“理”夸大到主宰一切的程度，并用以替代宗教迷信的神。理学主要的创始者是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集大成者则是活动于福建和江西的朱熹，著名者还有江西的陆九渊等。儒、道、佛合流，有冲淡宗教神学的积极方面，但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是以“心”和“理”代替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和“神”等。
        宗教迷信的特征之一，是误导世人逃避现实，幻想来生。理学的特征是宣扬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追求抽象的“理”，而压抑甚至消灭人正当的欲求。两者异曲同工，途殊同归，都是要人们逆来顺受，逃避到抽象的“理”或非现实的“天国”、“来世”中去找慰藉。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家们，都曾揭露和批判过宗教迷信以及理学的虚伪性，强调人的正当欲求和现实功利。相对而论，宣扬佛教神学的思想家黄河流域的较多。佛教鼎盛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著名的和尚思想家道安、慧远、僧肇、玄奘、惠能、法藏等均属黄河流域。而反佛教神学的著名思想家，则长江流域较多。东汉会稽(今苏州)战斗的无神论者王充强调“天道自然”，即天就是自然，从而否定了神鬼的存在。他还风趣而深刻地驳斥人死为鬼的谬论说：“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见《论衡·论死篇》）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南朝舞阳(长江支流泌阳河边的今泌阳县)的范缜，还有专著《神灭论》驳斥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谬论等。
        三、  后 机 勃 发
        “后机勃发”是指长江流域思想理论的发展虽然晚于和源于黄河流域，但后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斗争的突出，却有较快的发展。
        长江流域的思想文化“后机勃发”，是由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决定的。我国的经济是先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因此，早期的政治、思想、文化中心也在这一带，夏、商和西周奴隶制国家也把都城定在陕西、河南一带。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般以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转移。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可认的文字和文献——甲骨卜辞——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和记载占卜吉凶的卜辞，最早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易经》，就都出现于黄河流域。它们不仅继承了夏、商时代神秘的“天”等范畴，还提出了对中华文明发挥了持久影响的“德”等范畴。而且也正是西周的伯阳父或史伯等人，最早提出了后来贯穿中华古代思想史的“阴阳”、“气”等范畴。
        夏、商、周时代把黄河中游称为“中土”、“中原”、“中州”等，对四周则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事实上，那时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区也较落后。但随着先民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蛮夷之地——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政治就逐步发展起来。到了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时代，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三国就成了五霸中的三霸，思想文化也迅速发展。公元前7世纪中叶，宋国人管仲就有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的论述，并提出了“精气”等朴素唯物论的范畴。公元前5世纪中叶，楚人范蠡不仅是助越灭吴的重臣，而且提出了“赢缩转化”是“天节（见《国谱·越谱下》）固然”的朴素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此后，经过思想极为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中华思想文明就逐渐形成了以有相对区别的北儒南道——北孔南老为主流，各学派既互相吸取，又相互辉映，竞长争高的局面。
        西汉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作为君权神授的根据，发展了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这虽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却也是儒学由盛而衰的显现。因为理论一旦变成迷信，就会丧失其服人的魅力。于是随后就衍生出了宣扬神鬼迷信的谶讳之学，并为东汉的官方所提倡。接着，魏晋晚期，以河北高僧道安为代表，讲禅说佛之风渐盛。
        到了唐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黄河流域。唐后期的钱粮就较多取自江南了。再到宋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就明显地后来居上了，同时也就导致了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程度的相应变化。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口，在汉唐以前，黄河流域多于长江流域，到宋代两者的人口数量就接近了，再到明代长江流域就远远超了黄河流域。相应地，作为人才的士大夫阶层，西汉的三公九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个最高首长和中央各行政机关大臣，基本上都出自黄河流域；到晚唐时的进士两河流域就接近了；再到明代，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则大多出自长江流域了。（参见陈正祥《长江与黄河》附表）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思想文化后来确有较快的发展。
        长江流域思想理论的“后机勃发”，更主要地表现在较早地发生了由封建宗法伦理形态向资本主义商工思想文化的转变。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思想文化，在唐宋元明时期(相当于欧洲宗教统治的所谓“黑暗中世纪”)是远远领先于欧洲的；到了明代就首先在长江流域萌发了资本主义。冯梦龙在《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写道，元末明初，杭州就有人置杼机四五具，雇工十余人；明代后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造成了许多城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思想家们也开始谈人性问题了。湖南衡阳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尚书引义·太甲二》中说，“已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这与西方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论相当接近。可惜，后来中国的伦理文化被统治阶级发展得太精巧和富于欺骗性了，因而没有发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坚决反对粗鄙的上帝神权文化的运动，也没有能够冲决“理学”的统治。十九世纪西方凭借先进的工业和坚船利炮对中国的侵略，则阻断了中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可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
        后来的百年反帝反封建斗争，长江和黄河流域及所代表的南北两方，都涌现了一大批革命的思想家。长江流域因内联全国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又有外通四海之便，因而代表性人物就更多一些。清末的龚自珍、魏源、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就都是长江流域及以南人士。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代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有李大钊等；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则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
        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对长江流域历代的主要思想家作些介评。当我们对这些人物有所了解后，也就从一个侧面大体把握了中华民族思想文明的演进过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