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和隐士是中国历史上各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言行超凡脱俗，不拘常规，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如此，即使在现代中国，游侠隐士的生存环境虽早已丧失，可其流风遗韵仍不绝如缕。于是就有了近年来武侠小说和隐逸文化的兴盛。
        在对长江流域历代游侠隐士事迹深入了解之前，有必要对游侠隐士的总体特征及来龙去脉略作介绍。
        “游侠”一称始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在此之前，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已经提出“侠”的概念。他在《五蠹》中明确指出“侠以武犯禁”，将侠列为君主应该禁绝的五种社会祸害之一。此外，在古文献中，以侠客、任侠、剑客、剑士、刺客指称的一类人，其气质及行为特征也与游侠相似。关于游侠的定义，目前尚未见提出明确的被大家公认的说法，不过，通过对游侠的来源及特征的考察，会使我们对游侠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与把握。关于游侠产生的时代，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为侠起于战国，有的则主张侠起源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这与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侠起先秦间”的说法大体吻合。
        关于游侠的来源，有人认为他们来自清一色的平民，有的认为来自破产士人、工商业者及失业的农民。也有人认为，游侠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只不过是一群有侠客气质的人。在持后一观点者的眼里，游侠为人大多是气质问题，而不是社会出身使然。游侠是一种习性，不是一种职业。
        有的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游侠从几个不同时代分别考察，认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士是游侠的基本来源。东汉以后，游侠的来源和归宿与前代已有不同。他们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侠为业，游荡江湖者；第二种类型是先做游侠，后来走上公开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率领民众揭竿起义者；第三种类型是早年归侠，后改换门庭步入仕途者。依我们看来，游侠是一种社会群体，却不是一种职业，没有人将毕生行侠作为处世谋生的唯一手段。游侠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有别，更与现代西方职业杀手不同。东汉以后的游侠，其中虽不乏有文化有资产者，但更多的来自社会下层。他们的存在是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的反抗，所以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
        关于游侠的特征，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括，各有异同。我们认为，游侠的下列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一、艺高胆大，独往独来；二、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四、放荡不羁，蔑视权威；五、快意恩仇，不贪色财；六、爱惜名节，一诺千金。
        由于游侠经常违禁犯法，扰乱社会秩序，随着封建统治的稳固，社会控制逐渐严密，封建统治者自然不甘坐视游侠为所欲为。一方面，在统治阶级的剿杀或安抚下，游侠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社会地位日益低落。另一方面，吟呻于沉重的封建压迫与剥削下的人民群众，尤其下层民众，企盼有武艺高强、主持正义的侠义之士为他们打抱不平，解除苦难。当这种企盼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时候，只好寄情于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于是就有了武侠文学作品的出现，并一度相当繁荣。
        在现代社会，尽管游侠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早已不复存在，可人们对游侠文学作品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游侠所体现的优秀品格，如疾恶如仇、见义勇为、忠于知己、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等，已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为人们所赞赏、追求；二是因为现实生活还有许多的不如意，如贪赃枉法、恃强凌弱、抢劫杀人、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的存在，加上其它天灾人祸的发生，民间苦难并未根除，这些构成了人们憧憬游侠的客观社会基础。此外，还有文艺审美因素的作用，从而使武侠文学作品经久不衰。
        与游侠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隐士。据说，隐士的出现很早，尧时就有鄙夷权势的隐士许由。尧想把权位传给他，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连说这种话的声音都脏了他的耳朵，急忙跑到河边去冲洗。商汤时代的申徒狄，更比许由清高不知多少倍，当汤要把天下让给他时，他激愤得跳河而死。可依照目前学者的研究，认为隐士是私学与官僚制度基础上的产物，大量出现是在战国时期。战国以前，既无学府，官僚制度又尚未形成，自然不可能有隐士的存在。照这样说来，有关尧及夏商周三代隐士的记载，应是出自后世人的想象与杜撰。
        “隐士”之称始见于《庄子?缮性》，以后《晋书》有中《隐逸传》。《旧唐书?隐逸传》序有：“坚回隐士之车”。此外，尚有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名称，也与隐士的含义相同或相近。所谓隐士，即士不见用于世，本指有文化、德才兼备而不愿出来承当世事的人。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尊隐》一文中，甚至把与京师相对立的山中之民统称为隐者。可见，隐士或隐者的本义原是相当宽泛的。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读书人以入仕做官为主要奋斗目标，社会上也以这种价值标准衡量读书人的水平高低和事业成败，所以，隐士的含义一般多指有条件做官而本人不愿做官的知识分子。《辞海》将隐士解释为“隐居不仕的人”，倒也简洁明快。不过，古来就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说法，意思是小隐士隐迹陵谷林薮间，大隐士隐居朝廷都市里。如果说困顿场屋、蹉跎仕途的读书人，在悲愤失望中转向归隐之路，尚在情理之中，那么，一些跻身仕途做官为宦的人，为什么也效法起隐士生活来呢？如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以文学官拜侍郎，伴随汉武帝左右。汉武帝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只把他当作插科打诨的弄臣，几十年不予升迁。东方朔心怀不满，又不敢公开表白，于是便消极怠工，在朝廷中做起了隐士，声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像东方朔这样选择朝隐的方式，代不乏人。他们这样做的缘由，一是为避祸全身。做官为宦者未遭朝廷免官革职而挂冠出走，等于自绝于朝廷，或者说是“炒”了皇帝的“鱿鱼”，有时会招来杀身之祸。二是为生计着想。隐士虽称清高，可未必能餐霞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父母妻儿亦不忍弃之不顾，一朝辞官，两袖清风，生活靠什么维持？但严格说来，隐于朝市者只是以隐士的处世态度对待职位，与岩处穴居的隐士毕竟不同，所以本书仍以后者作为选录对象。
        众所周知，封建士子十年寒窗，呕心沥血，就是为了取功名，得官爵，所谓“青云只在灯窗下，莫教功夫半刻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由于科举选官，既有名额限制，选拔方法又不尽合理，再加上官场的徇私舞弊，莘莘学子挤入仕途并非易事，要想取得高官厚禄更是难乎其难。这样，除极少数幸运者外，绝大多数学子都成为谋官道路上的失败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过彷徨、苦闷之后，悲凉地踏上隐居之路。所以，在隐士中，虽有庄子那样乐观放达、醉心山水、以清虚为怀的人物，也不乏陶潜那样以耕耘为乐、辞官务农的清高纯朴之士，但大多数人都是因对朝廷政治和社会现实不满，无奈作出隐逸的选择。“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唐代诗人李白的这两句诗，恰当不过地揭示了士人往来江湖的隐衷。隐士之所以成为落魄文人、失意官僚同情讴歌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历代士人的诗文集里，感叹怀才不遇、有志难酬，几乎成为不变的主题之一，从中我们分明听到了一个个狂躁、激忿、抑郁、悲凉的心声！当然，隐士中也有弄虚作假的，他们“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以隐居作为博取清望、达到做官的目的。这类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隐居作为养望待时的手段，一旦时机成熟，就廓然出山，建功立业，如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就是这样。还有一种人，谋官不成或没有把握，便采取欲擒先纵之策，欺世盗名，走终南捷径，这种人大多无才无德，品格卑下，是寡廉鲜耻之徒。
        政治清明，铨选制度合理，有真才实学者多会被录用，一时未能中选者对仕途充满信心，去做隐士者当然就少。反之，政治昏暗，吏治败坏，加上铨选制度不合理，怀才抱道之士或不被录用，或不愿与统治者为伍，隐士自然就多。所以隐士的多寡，隐逸风尚的盛衰，就成为一个王朝政治理乱的一面镜子。此外，士为四民之首，又是官僚的候补者，社会地位及政治作用亦在官民之间，对官民两方面都有直接影响。他们的用世或隐世，又是一个政权统治基础是否广泛的表现。因为士扮演如此重要的社会角色，又拥有文化知识和政治智谋，这些人势居乡野，一旦被有政治图谋的地方豪强、拥兵自重的军阀或其他新兴的政治军事集团所利用，使之出谋划策，就会给中央王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法家韩非公开主张对隐士实行镇压。事实上，统治者不管一时如何表态，骨子里对隐士一直心存疑虑，有时甚至不惜用坐牢或杀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肯臣服的隐士。如《韩非子》一书记载，战国齐地有狂裔和华士兄弟，自称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无求于人，结果被封于齐地的太公望诛杀。
        然而，隐士毕竟不同于以武犯禁的游侠刺客，更不同于起兵造反的陈胜、吴广、对于这类人，明智的统治者多通过征辟举荐隐逸的方式，吸引他们为自己服务，对那些不应召者也采取宽容态度，有时甚至予以褒奖，并赠送衣食之资。如梁武帝对陶弘景，宋真宗、宋仁宗对林逋，就是这样。统治者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博取宽仁厚德的美名，此外，还有以下两种考虑，一是给这些不同政见者以精神安抚，缓解他们的对立情绪，让那些隐居待时者有一线希望；二是隐士的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风格，对沽名钓誉、争名夺利的社会风气，有荡浊扬清的作用。
        由于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态度不同于游侠，所以，官修正史对隐士、游侠的处置方式也判然有别：自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以后，不再单列游侠传，而从范晔所著《后汉书?逸民列传》开始，绝大多数正史却保留隐士传记。
        以上是对游侠隐士的概略介绍，下面就本书写作构想再作如下说明。
        按照丛书编委会确定的方针，凡籍贯隶属长江流域又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游侠隐士，都在入选范围。但在写作中，符合条件的人物却未能全部收录进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避免与本丛书其他卷重复，如晋代陶潜弃官归隐，清末秋瑾号称鉴湖女侠，他们已分别作为文学家和革命先烈选入《星光灿烂》卷和《浩气长存》卷；另一种则是限于篇幅及史料不足，如宋代隐士苏云卿、清代义侠甘凤池等。已经收录的也未必精当。隐士篇收录了几个和尚、道士，这当然不等于说和尚、道士就是隐士，选录的原因是他们以著名学者隐身空门。这就如同说，务农者并不都是隐士，可陶潜辞官种圃，采菊于东篱，则应属于隐士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