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而文化交流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旋律。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长江流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距今3 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齿贝，据生物学家考证，这种齿贝仅产于印度、缅甸一带的温暖海域。这一发现说明西南地区的高山险谷也无法阻挡住先人们跋涉千里的坚实步履，从那时候起，西南丝路已曙光初显了。几乎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培育的重要农作物——稻谷，也已辗转传到了东亚的朝鲜和日本。这昭示着长江流域的对外文化交流很早就呈现出东西并行的全面态势。
        长江流域的对外文化波澜壮阔。长江流域地域辽阔，人文鼎盛，在迄今为止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两次高潮，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主流和明清以来以西洋文化为主流的两次异文化输入的高潮中，长江流域均以主动的姿态去迎接海外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后一次，长江流域更担当着整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角。湖南人魏源最早发出“师夷长技”的呐喊，上海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之城，近代以来输入西方文化规模之大和受西方文化影响之深，在全国都是无以伦比的。
        长江流域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多彩。从器物到制度，乃至哲学、宗教、艺术等文化的各个层面，长江流域都有外来文化刻下的深深印记。而长江流域各个层面的文化，也大量传往海外，给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以巨大的影响。长江流域的陶瓷、丝绸、茶叶等走遍全世界的同时，也把与之相关联的技术工艺、艺术和习俗等传到了海外。长江流域思想家宏深的智慧。艺术家神奇的构想，也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中不少还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我们很难在如本书这样有限的篇幅中全面详尽地介绍长江流域对外文化交流的全部内容，一些内容或省或略在所难免。在内容的取舍问题上，作者最感头疼的是如何界定长江流域的文化问题，这在述及长江流域文化的输出时可以说是前提条件。作者心中原本有两个原则：一是以文化的发生地为标准，凡发生于长江流域的，我们就把它纳入长江流域文化的范围；二是以人物活动的主要地域为标准，凡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的，我们就把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纳入长江流域文化的范围。然而，长江流域文化的全国性色彩实在是太浓，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许多内容的舍弃实际上就是出在这一环节上。如我们比较容易就可以把稻谷、丝绸、茶叶等物产和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纳入本书叙述的范围，道教的纳入估计也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其主流的发生地与长江流域的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但像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其地域归属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尽管许多研究者都肯定他们的思想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显然老庄思想明显也有中原的色彩，而且他们本人的活动也主要在北方，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老庄思想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就将其纳入长江流域文化的范围，恐怕会引起较大的争议。以人物活动地域为标准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有很大的影响，两人也均在长江流域活动过（李白还长于四川），但两人的作品并不完全作于长江流域，而其作品的对外传播是不分流域背景的。鲁迅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是浙江绍兴人，虽曾长期生活于上海，但也在北京等地生活过，他的思想和作品，也不见得始终与长江流域有关。全书基本上把长江流域文学的外传全部舍弃，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样做连累到了伟大的文学家屈原及其著作《离骚》，倒是让作者深以为憾的。体例和结构要求是影响作者进行内容取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现代长江流域在马克思主义引入与传播中所应有的地位，这里本应有所介绍，但由于其内容与其他章节难以相容，另立一章内容又稍嫌薄弱，最后不得不放弃。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江南园林艺术对西欧园林艺术的影响，等等。
        总之，长江流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无论是传入还是输出，内容都是十分丰富的，要面面俱到不但十分困难，弄不好可能还会陷于琐碎。尤其是由于长江流域的许多文化现象既是长江的同时也是全国的，如何界定还存在理论和技术上的困难，因此，要想把长江流域对外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理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书的处理方法只是基于作者目前的认识和观点，其所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