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幅员辽阔，其通过陆路与国外进行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而密切，路线四通八达：北上中原，可以连接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与中亚及以西的广大地区进行交往；西上青藏高原而南下，走世界屋脊的吐番丝路，可到尼泊尔、印度等国；西南跨越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可通缅甸、印度等地，由此西北而上经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又可接中亚丝路，而南下渡海，也可连接印度洋沿岸诸国；南下越五岭或云贵高原，可达中南半岛；至于东南下广州、泉州等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而接海上丝路，更为世人所熟知。由于青藏高原上的长江流域人烟稀少，吐番丝路所连接的文化中心均不在长江流域，因此本节不拟涉及，而重点介绍长江流域通过西南的中印缅道和中南的岭南安南道与境外交往的情况。

1.1.1
    中印缅道和汉武帝时期对中印缅道的探索    

        中印缅道在汉代被称为“蜀—身毒道”，现代又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并被认为是古代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往来的两大陆桥之一（另一条即是闻名于世的西北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印缅道的源头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西部的蜀都（今四川成都市），我们从它的古称即“蜀—身毒道”上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这一点。一般来说，古代重要交通线的源头必须是一个能够吸引远方商贾，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异常发达的文明中心之地才行，如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之于西北丝绸之路、广州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等。成都，自古以来一直是长江上游，甚至是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它完全可以充当西南丝路的龙头角色。早在3 000多年前，作为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一带已经发展起了高度的文明，古蜀国也因此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文明发达程度最高的一个地区。汉代，成都又是除都城长安之外的“五都”之一（“五都”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唐代，成都进一步享有“扬一益二”的美名（扬即扬州、益即成都）。（图1    三星堆出土的象牙）
        值得注意的是，3 000多年前的古蜀国文化遗存，已经表现出与域外文化存在某种联系的特点。1929年及以后的10余年间，位于成都市以北40公里处的广汉市三星堆地方，曾发现了一批玉器，专家认为很可能是传说中古蜀国的文化遗存。1980年—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这里发掘出了两处规模巨大的古蜀国祭礼坑，进一步证实了有关古蜀国的传说并非凭空杜撰。祭礼坑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其中宽达1.4米的铜人面具和高达1.8米的青铜立人像为国内仅见，无论从造型工艺还是从冶金工艺上看，都可以与殷商青铜器相媲美。专家认为，蜀地青铜文化大体与中原同步发展。其文化内涵表明，蜀地青铜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区特点，同时也受到了中原、秦陇、江汉以及一些目前尚不明来源的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也就是说，蜀地青铜文化很可能还受到了国外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外文化因子来自何方？通过什么路线传到蜀地的呢?广汉三星堆祭礼坑中同时出土的成堆的大量齿贝，还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1 000余根象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重视的线索。类似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齿贝，还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中。据生物学家研究，这类齿贝仅产于印、缅一带温暖的水域。那些数量巨大的象牙，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狩猎得来，但也有学者坚信这些象牙是异邦的舶来品，它们与海贝一样，来自于今天的印度洋海域，也即南亚一带。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早在我国的商周时期，蜀地和印缅之间已经可以辗转相通，两地之间已有间接的经贸和文化往来。虽然我们尚不能因此确认蜀地青铜文化的域外因子来自印缅一带，但三星堆文化其经过中印缅道传入的可能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图2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
        广汉三星堆祭礼坑的年代，约在殷末周初，距今约3 000年。也就是说，至迟在那个时代，由成都辗转经滇地西南而去的中印缅道已经开通了。
        以成都为起点的古代中印缅道，其基本走向大体是：先顺横断山脉间南北向的谷地或山脊南下，然后在横断山脉南端折而西向，跨越深沟巨壑，进入印度和缅甸一带。这条道路的险峻程度远非古代西北丝路可比，中间不知要借助多少栈道和索桥才能贯通。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远古时期，直接开通这条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早期蜀地与印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应是靠分布在这条道路沿线的许多氏族和部落承接传递才得以间接完成的。中印缅道沿线的各个古代氏族和部落都是该道的开拓者，是他们将蜀地与遥远的印缅地区联系在一起。
        也正因为中印缅道险关重重，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被中原人民所认识，甚至于蜀地之人也不一定十分清楚这条往西南而去的古道究竟连接的是何方国度。直到张蹇从西域归来，中原之人才知道沿这条古道也可以通往西天的印度（身毒）等地。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蹇出使西域，以联络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并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前122年，张蹇从西域归来，说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蜀地所产的蜀布和邛竹杖，并了解到这些东西是大夏人从其东南方的天竺人手中购得的。张蹇因此推测，蜀地与印度之间，必定有一条捷径相通。这样，中印缅道开始进入了中原统治者的视野。张蹇趁机盛赞大夏国的富庶，并说大夏倾慕中国，但苦于匈奴的隔阻而不能相通，如能由蜀郡经西南夷地区往身毒而转北至大夏，则不但道路径直，而且没有像西北匈奴那样的威胁。于是汉武帝便派出使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路前往西南夷地区，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王然于等人顺利到达了滇国（今云南滇池一带，中心在今晋宁县），并在滇王尝羌的帮助下西去探寻通往身毒之路。然而，他们前后一年多的努力，都因昆明族（分布于今洱海地区）的阻拦而未能取得成功。
        汉武帝这次打通中印缅道的努力虽以失败而告终，古老的西南丝路依然是沿线各族商旅的专利，但使臣们的报告加深了汉武帝对滇西地区的了解，从而加强了汉武帝大举开发西南夷地区并进而打通中印缅道的决心。
在使臣的报告中提到昆明族之地有大湖，于是汉武帝也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长安人工开挖昆明池，令士卒练习楼船水战，以作武力开拓通往身毒之路的准备。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朝兵发桂阳（今湖南郴州）等地，南征南越国（都城在今广东省广州市）。第二年，南越平定，汉朝乃折兵北上，征服夜郎（分布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广西西北部一带），将夜郎故地辟为牂牁郡。接着，汉朝军队又从成都西出，降服邛都，在今四川西昌一带设立越巂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又发巴蜀兵士击灭滇国的近亲部落劳浸、靡莫，迫使强大的滇国降服，以其地设立了益州郡。同时，汉朝军队继续西向滇西，征讨昆明等族，最后在滇西地区设置了不韦（今云南保山市东部偏北）等六县。至此，西南夷地区大部分归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大约在公元前105年前后，汉武帝增派兵丁赴滇西，会合得胜之师，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渡澜沧江，前锋直指中印、中缅边界。古老的中印缅道的全线开通已经为期不远了。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滇西一带的哀牢王贤粟主动归附东汉王朝。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又遣其子率鸠僚、闽濮等当地民族首领归附东汉，东汉王朝乃将益州郡西部六县划出，与新归附的哀牢等族地区合并，设立永昌郡（今云南保山）。至此，云南全境全部划入祖国版图。在东汉王朝强大势力的辐射下，由成都西南而去的中印缅道再无阻隔，终告全线开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这一盛事云：“永平十二年……始通博南山，度澜沧水，行人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澜津；度澜沧，为它人。”歌谣平淡的词语中虽渗透着苍凉，却折射出了西汉王朝开拓中印缅道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