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年前，何晓明教授约我参加由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主持的长江文化丛书第一编第一卷《大江东去》的编写工作。我当时颇有些犹豫，因为对长江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有关问题我平常关注得相当不够，恐怕写起来会有不少困难。但最后经不住何教授的一番“煽动”和“诱惑”，我还是答应加入这套丛书的编写队伍。
        何教授是用什么来“煽动”和“诱惑”我的呢?他对我说：“你父母是研究长江的，你难道不该写本长江的书来作为纪念么?”在20世纪5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一段时间的名称好像是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之初，我的父母就来武汉作了“治江人”，一直干到退休，而我父亲至今仍奔走在长江堤防的工地上。我的父母及他们的同事们，都有着深深的长江情结，这种情结感染着我，使我也从小就培养起对长江的热爱。这样看来，我接手《大江东去》一书，与其说是何教授的“煽动”和“诱惑”，不如说是我内心深处有着写一写长江的冲动。前几年，我曾卷入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说到底，也是这种长江情结在“作怪”。
        有了写作的内因，并不等于能写好这本关于长江的书。两年来，我阅读了不少关于长江的书籍，反复修改了写作提纲，因我手头事务较多，又邀请了几位朋友共同参加编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长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我们目前的功力，大概顶多只能写出其十之一二。这本已经写出的书稿，也不过是我和几位朋友描写长江的幼稚粗拙之作，里面必然有许多可以改进和更新的地方，甚至会有若干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在编写《大江东去》一书时参考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是我们写作的基础，引用时己尽量随文注出，在书后并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对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本书的按期完成，还要感谢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宣传部和各位主编的督促。而对本书编写帮助尤大的是下面两位先生：一是栾临滨先生。栾先生是我的父执，长期从事长江志的编写工作，他送给我的由他和石铭鼎等人编著的《长江》一书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书；一是李文澜先生。李先生负责本书的审阅，对全书的修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在此，我们要特别向栾临滨先生和李文澜先生说一声“谢谢”。
        本书由钟年拟定写作提纲，由詹全友、孙秋云负责第1、2、3、4章的编写工作，钟年负责导言、第5章和后记，李东成负责第6章。最后，由钟年修改定稿并重写了“今昔巨变话沧桑”、“主要来水”、“人口构成及移动”、“惟楚有材的话头”、“城镇化趋向”、“未来的展望”等部分。本书的图片搜集工作得到了长江科学院赵卫兵先生、蔡斌先生的大力帮助。

        钟年
        2000年5月于湖北大学